藏人行政中央 所使用的雪山狮子旗 黃色為現有的西藏自治區 藏人行政中央 主張历史意义的大西藏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設的藏族自治州 ，歷史上為藏人及漢人的爭議區域。淺藍色為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称擁有，被印度 实际控制的藏南地区 。深藍色為傳統上不屬於西藏的历史上属于西藏文化圈的地区，今印控克什米爾 、錫金 和不丹 。 西藏獨立運動 （藏語 ：བོད་རང་བཙན ，威利转写 ：Bod rang btsan ，THL ：Bö rang tsen ），又稱藏獨運動 ，簡稱藏獨 或西藏獨立 ，是主张藏區 成为一個主權國家 的一系列運動。藏区與中原 王朝在歷史上有不同程度上的交往，吐蕃 建國後和唐朝 多次發生戰爭 ，之後吐蕃分裂 ，元朝 時與薩迦派建立联系 。在清朝 中期西藏开始接受清廷駐軍保護，然而到了清末，随着英國侵藏戰爭 的爆发及主權 意識的抬頭，清朝方面积极主張傳統的中藏關係是臣屬關係，因此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 。而辛亥革命 后宣布独立的西藏方面则認為歷史上雙方是一種「供施 」與朝貢關係 ，並非西方「主權」的觀念[ 1] [ 2] [ 3] [ 4] 中華民國 建政後宣稱繼承清朝對西藏的主權，遭達賴喇嘛 （13世）、英国 、蘇聯 、推動分離主義 時期的中國共產黨 的反對，其中英国与苏联认为当时的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 而非主权。国民政府 及其后的中華民國政府 曾在拉萨 設立辦事處，但在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 末期遭到驅逐 。
1950年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 与西藏噶廈 政府谈判破裂后，解放军 發動了昌都戰役 ，於19日攻占了康区 首府昌都 。三日後的21日，藏军 在沒有后路下被迫投降。解放军殲滅5,700餘名藏军，俘虏了包括昌都总管 阿沛·阿旺晋美 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 8] [ 9] 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對西藏之主权。這場1950年的戰事，中共稱之為西藏和平解放，当时的藏軍 及部分國際媒體或學術著作稱之中國入侵西藏（Chinese invasion of Tibet）[ 12] [ 13] [ 14] [ 16] [ 17] [ 18] 中华民国 称之为人民解放军入侵西藏[ 19]
1959年藏区骚乱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與高官流亡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 ，主張西藏独立 和大藏區 自治 ，十七條協議被雙方廢止。1987年西藏地區开始爆發一連串衝突 ，導致1989年3月中國政府在西藏宣布戒严 ，不久1989年六四事件 爆發，官方的壓力使對立再度升高。[ 20] 自治 還沒有共識，但西藏獨立運動仍然有一定的影響力。
雅鲁王朝 赞普松贊干布 於7世紀初建立吐蕃 ，是藏族政權首次統一青藏高原 ，延續兩百多年，鼎盛時期疆域囊括今中国 西藏 、青海 、甘肃 、四川康巴 地区，天山 以南新疆 和云南 西北部，尼泊尔 、不丹 全境，以及中亚 和印度 北部部分地區。吐蕃与同时期统治汉地 的唐朝 在军事上均为强国，双方时而友好 ，时而交战 ，直至9世纪两者均衰落下来。
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 因反佛而被佛教僧人暗杀，其子云丹 与俄松 争夺王位。双方的支持者发生大规模交战，吐蕃大乱，不堪重负的農民起兵造反，最后演变为吐蕃臣民大反叛 ，蔓延到吐蕃全境。吐蕃遂变成四分五裂的局面，无法再次统一，被称为吐蕃分裂时期 。此时统治汉地的宋朝 与分裂中的吐蕃有一定程度的交往 。
中國主張中原王朝 对西藏進行直接管治的歷史始于元朝 [ 21] [ 22] [ 23]
1240年蒙古征服吐蕃 （今西藏）。1260年，元世祖 忽必烈 召集擁護自己的各路蒙古宗王在開平府 召開忽里勒台 大會，舉行例行的大汗選舉儀式，宣佈即蒙古大汗 （大蒙古國皇帝）位。忽必烈建號「中統」，意即中原正統[ 24] 薩迦派 八思巴 封為國師 、中原法王。
1270年忽必烈将国师一职升級建立帝師 制度，封八思巴为帝师、大寶法王，輔助元朝 國政，並設置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 ）。宣政院為專管全國佛教 事務的機構，兼管設立於吐蕃的三個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即吐蕃等處 、吐蕃等路 、烏思藏納里速古魯孫等三路 ）[ 25] 薩迦巴 政权。宣政院亦派出薩迦本钦来管理西藏本地事务，通常由薩迦派法王提名并由元朝皇帝任命。
1271年12月，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宣布元朝 為繼承於三皇五帝 、秦朝 、漢朝 、魏晉南北朝 、隋朝 、唐朝 、五代 、北宋 、金朝 統治中原的正统王朝[ 26]
1279年，元軍攻入崖山 ，南宋 滅亡。西藏同步與中原地區進行清查全國戶口，建立驛站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行政區 ，十三萬戶上有三個元帥府。
元朝在西藏驻军和设立官府以保证对西藏的统治和政令的推行。元朝在政治上控制了西藏的同时，在文化等層面也受到西藏很大的影響。藏傳佛教 在忽必烈的推崇下，在社會與政治上均有很高的地位。此外八思巴曾經根據忽必烈的要求，按照藏文字母的拼音方式創造了「八思巴文 」，被作为国字颁行全国。不过，元朝中後期以来薩迦派受到止貢噶舉派 的挑戰。
西藏的絳曲堅贊 于1358年的元末时期彻底击败元朝支持下的薩迦巴政權，控制了衛藏 的主要地區，被称为帕竹政權 。同年，元朝末代皇帝元順帝 封絳曲堅贊為大司徒 ，帕竹政權正式取代了薩迦派在西藏的地位。絳曲堅贊在行政上推行宗 谿 制度，以十三個宗取代元朝的十三個萬戶 。各宗设有宗本，由绛曲坚赞直接任免。宗谿制度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西藏自治區 後才被廢止。[ 27]
1432年，扎巴堅贊 過世，帕木竹巴逐漸被其大臣仁蚌巴 架空。到後來，帕竹已經是形同傀儡，事實上完全無法影響西藏的政局。雖然帕竹的第悉 稱號一直保持到甘丹頗章政權 建立的時候（1642年），但是，從仁蚌巴專權開始算起，一直到後來1565年藏巴王朝建立為止，通常稱為「仁蚌巴統治時期」。
1565年，原本擔任仁蚌巴手下官員的辛廈巴·才丹多吉 起兵造反，先後佔據香 、八囊倫珠孜 、帕日 等宗管轄的地域。一年以後，辛廈巴的勢力範圍已囊括后藏的大部分地区，他因此自稱為「藏巴加波」（「藏 」即今日喀則 一帶；「加波」則是國王的意思），史稱藏巴汗 。
明朝 與吐蕃的關係存在爭議。明朝對西藏的政權採取多封眾建的政策，對具有實權的勢力均封為王。不過此政策是否代表當時的西藏為明朝的一部分，對此則有不同的看法。接受明朝冊封的其他諸王也不透過帕木竹巴 政权而直接與明朝交往。但在明朝官員主持下，帕木竹巴還不得不向薩迦派移交薩迦寺 。明朝的影響力仍然存在，儘管从未在西藏派駐軍隊而且並無任何有行政權力的官吏。
尽管清朝 官修的《明史·地理志》声称“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 28] 明史 》的結構来看，吐蕃并不是明帝國的一部分。明代朝野所繪地圖常將吐蕃畫在明帝國之外[ 29] [ 30] [ 31] [ 32] 中国歷史地圖集 》的主編人譚其驤 亦表示：「（明朝）對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又表示明朝與吐蕃的关系远远赶不上元朝及清朝对西藏的关系[ 33] 唐朝 相比，明朝和吐蕃沒有發生大型戰爭，使明朝得以專注應付北方。
1642年，蒙古和碩特部 首领固始汗 發兵灭亡藏巴汗 政权，在青藏高原 建立和硕特汗国 ，成為實際統治西藏的汗王和格鲁派 的护教法王。固始汗面見了五世達賴喇嘛 ，將卫藏 所得赋税全部贡献给后者。自此，西藏的教派紛爭以格魯派的勝利告終。五世達賴喇嘛在固始汗的支持下確定了其在西藏的統治地位，其政权被称为甘丹頗章 政权。
1720年，清朝 军队击败灭亡和硕特汗国 并占领西藏的准噶尔汗国 军队，史称驱准保藏 。自1720年代以来，清朝开始在西藏地区驻军并设置驻藏大臣 [ 32] [ 34] [ 35] [ 36] [ 37] [ 3] 乾隆帝 頒佈由领兵入藏的四川总督 策楞 制订的《西藏善後章程 》十三条。西藏建立噶廈 政府（西藏的說法是由第七世達賴喇嘛 建立噶廈政府，中國的說法是由乾隆帝建立[ 38] [ 39] 噶倫 ，秉承達賴喇嘛 、駐藏大臣旨意辦事。後來由平定廓爾喀 的大軍統帥福康安 跟達賴與班禪等制订出的章程稱為《欽定藏內善後章程 》二十九條，確立驻藏大臣與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平等的權力。[ 40] [ 3]
光緒帝 剝奪達賴喇嘛封號的公告迅速被藏民扯破依據中英《煙臺條約 》的規定，清政府在1885年11月給以馬科雷 為首的入藏使團成員頒發了護照，允許英人從印度到西藏進行考察。西藏政府認為這是英國入侵的前奏，不认为中国有权利给予他国派使节的许可，也不承认英国人有权利派使节前来，決議不允許英人入藏，導致了土鼠年戰爭 。[ 4] [ 41] 英国 军队从英属印度 入侵西藏 ，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 （1876年-1933年）逃离西藏。駐藏大臣有泰 沒有代表清政府在《拉薩條約 》上簽字，聲稱中國無權代表西藏簽訂有關條約，此舉被認為令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受到質疑[ 42] [ 43] [ 44] 中英續訂藏印條約 》，英国同意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而中国则应允不准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
西藏僧俗1909年獻給達賴喇嘛的金印 1909年12月21日，十三世達賴回到拉薩，受到西藏各界人士的歡迎。西藏僧俗捐資鑄了一枚金印，獻給達賴喇嘛，從此達賴喇嘛在重要文件與敕令上只蓋此印，這是擺脫清朝皇帝名義統治的策略之一。
1910年2月，鐘穎 統帥二千餘名清軍抵藏，加強對西藏的統治，十三世達賴喇嘛出走。清政府在1910年2月25日宣佈罢免十三世达赖喇嘛，并加强了对西藏的鎮壓。1910年3月14日，十三世達賴喇嘛與當時印度總督 明圖伯爵 會面，要求英國依守《拉薩條約 》，協助西藏與清政府交涉，但是明圖遵照英國政府的指令加以婉拒。達賴也對明圖表示不承認西藏沒有參與的《中英藏印條約 》與《中英續訂藏印條約》[ 47] [ 48] [ 49] [ 50]
1912年清軍撤離拉薩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 的爆发，边疆非汉族地方产生动荡和骚乱，軍紀较差的驻藏清军也发生了内讧，当地局势混乱。1912年2月，清朝統治者發布退位詔書 ，宣布中華民國 為其繼承政權：「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51] [ 52] [ 53]
至1912年底原清朝驻藏大臣和驻藏清军全部离开西藏，史称第一次驅漢事件 。此後北洋政府沒有官員常駐西藏。
从1912年至1949年，西藏不接受中華民国政府管治，但中国未放弃对西藏的主权聲索，因故西藏雖然有了治權和政府，但並未獲得大國的承認[ 54]
西藏在清朝覆滅後與尼泊爾 、不丹 建立邦交，並與外蒙古 相互承認獨立，1913年通過《蒙藏條約 》，「兩國」關係正常化。但当时的西藏噶厦或者是藏传佛教 的神职人员都似乎从未对这一条约表示认可[ 56] 达赖喇嘛 代表的身份参与外交事务[ 57] 恰克圖條約 》中俄國仍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而中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認為當時不屬於獨立國家的外蒙古沒有資格承認西藏獨立[ 58] 保護國 ，無外交權[ 59]
西藏1912年發行的雪獅郵票 西藏1913年發行的藏鈔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 正式成立后，中國政府先后在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4月22日下达的《大总统袁世凯命令》和1914年5月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 》中强调对西藏的主权 ，而非英国所说的宗主权 。[ 60] 下令恢復達賴喇嘛封號 ，十三世達賴喇嘛回說，他不向中國政府要求任何封號官位，他將在西藏進行政教的統治。达赖喇嘛于2月13日发表聖地佛諭 公告，宣布「藏區」独立。達賴喇嘛實行的新政包括首次發行紙幣 ，發行雪獅 郵票，建立現代郵政系統 等。
十三世达赖特使伦钦 夏扎·班覺多吉 、英印 政府外交政务秘书亨利·麦克马洪 以及中华民国政府之西藏宣抚使陈贻范 ，于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 的西姆拉 举行会议。夏扎·班觉多吉提出六項要求。主要內容有：（一）西藏獨立。1906年在北京簽訂之中英條約 無效。（二）劃定中藏邊界。其界線盡括青海 全部及川邊 各地。（三）1893年暨1908年之藏印通商章程 由英藏修改，中國不得過問。（四）中國不得派員駐藏。華商無西藏所發護照 ，不准入境。英国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将西藏分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国管理的内藏，并使中国政府承认对西藏行使的只是宗主权而非主权。1914年7月西藏和英国签署了《西姆拉條約 》，而北洋政府拒絕簽署。此后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 ”。
1918年，達賴喇嘛正式頒布雪山獅子旗 為西藏國旗，規定以後藏軍也只能使用國旗。[ 64]
1927年5月，苏联通过外蒙古 代表团与西藏政府谈判，试图与西藏建立外交关系，并曾于1928年派遣苏蒙联合代表团访问拉萨。1928年7月，南京政府成立蒙藏委員會 ，9月，流亡內地的九世班禪 和國民政府取得聯繫。1929年1月，班禪駐京辦事處成立，和國民政府建立了直接的政府聯繫。9月，十三世達賴決定主動與國民政府接觸，國民政府代表官員奉使入藏。隨後西藏政府在南京和北京等地設立辦事處[ 65]
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 在布達拉宮 圓寂。1934年1月12日，國民政府 派黃慕松 為致祭冊封達賴專使。1月24日，西藏公推熱振·圖旦絳白益西丹巴堅贊 為攝政 。黃慕松 在趕赴西藏的途中，西藏內部以龍廈·多吉次傑 總司令為首的勢力決定發動西藏獨立，計劃先暗殺自主派（反對外力變更西藏）首領澤墨 都昌 阻止國民政府勢力入藏，但由於有人告密，龍廈被捕，挖去雙眼終身監禁（龍廈事件 ），首席噶倫澤墨宣佈服從十三世達賴遺訓與中國和好。黃慕松在藏期間，噶倫公文以漢藏政府並稱，說（中國與西藏）至第五世达赖喇嘛 的時候才產生漢藏檀越關係 [ 66] 班禪 返藏（班禅於1937年12月病逝）、籌備西康省 （1939年1月建省，省主席劉文輝 ）[ 67] 吴忠信 率使团，参与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典礼 。
1947年的亞洲關係會議 期間，兩位西藏代表（右前）之前可以看到圓形版本的雪山獅子旗。最左發言者為聖雄甘地 。 國民政府隨後面臨中共崛起與日本 、蘇聯 接連侵犯中國東北 等內憂外患，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西藏事務，雙方關係沒有進一步的發展。1941年7月，國軍 計劃開闢康印公路 來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交通封鎖，遭受藏軍阻攔（康印公路事件 [ 68] [ 69] 尼泊爾 、不丹 建立邦交，英國 與蘇聯 認為中國對西藏僅有宗主權 ，而非主權。
1947年噶廈 发给夏格巴·旺秋德丹 的出國護照 1930年代，在康區发生了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即1932年的巴安事變 、1935年的诺那事變 和1939年的甘孜事變 。[ 70] [ 71]
尼泊尔 是最早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國家之一。[ 72] 联合国 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顺序列举了与六个主权独立国家的外交关系：英国、西藏、法国 、美国 、印度、不丹 。由于联合国要求申请加入的国家必须证明自身是主权独立的，其中一项要求，就是申请国须获得其它主权独立国家的承认。[ 73] [ 74]
1922年中共二大 宣言中表明不僅要解放中國，還要解放蒙古 、西藏 、新疆 ，強調民族自決 與自由聯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國 [ 75] 毛澤東 宣佈「蘇維埃民族政策的出發點就是將一切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爭取和團結到蘇維埃的周圍，以壯大革命力量，反對帝國主義 和北洋军阀 」。
1934年中共通過〈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其憲法大綱提出：「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承認各弱小民族有自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凡居住在中國的地區的，他們完全擁有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結果不如中共預期，西藏民族主義者並未如台灣 [ 77] 朝鮮 、東突厥斯坦 、蒙古 等分離主義 者與中國共產黨建立合作關係，相反由於共產主義 者將宗教視為鴉片 ，認為迷信破壞勞動者的階級團結，軟化了鬥爭意識，引起藏民的反感。蘇聯 佔領外蒙古 後於1924年協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政權，並在蘇聯影響下對蒙古內部進行階級革命與宗教審判，這類宗教迫害讓西藏 感到強烈不安，擔憂布爾什維克 的革命會滲透到西藏，因此西藏民族主義者對於赤色革命相當拒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遺囑中對於共產主義 下西藏 將要遭受苦難也做出說明。
康区在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协助下，1935年10月格勒得沙共和国 成立，1936年5月博巴人民共和国 成立，二者均加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北上，格勒得沙共和国和博巴人民共和国随之结束独立。
此段時期内，由于增稅等問題，第九世班禅 離開西藏，由此西藏全境被以達賴喇嘛爲首的噶廈控制。1949年9月解放軍占領西寧，第十世班禅 即派人同中共联系[ 80] 張國華 在其〈革命回憶錄〉裡毫不避諱的表示：「班禪 返藏，那是代表著西藏愛國力量增強了」。
从1912年至1949年中華民國大陸時期，英國一直希望西藏成為印度的屏障，不希望中國或俄國控制西藏。1934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政務由摄政热振活佛 主持。热振活佛傾向國民政府 ，并成为后来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的第一任经师。但在政治斗争中，热振活佛不敌其政敌，死于狱中，由达扎 摄政主持政務，印度獨立 及中共建政後，對西藏構成政治衝擊。
1949年7月，噶廈政府 下令將中華民國政府 駐拉薩辦事處人員全數驅逐出境 。由於駐藏辦事處未經噶廈批准，因此藏方認為該單位並不具合法地位[ 82]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当时中國共產党实际控制区域尚未及於西藏 等西南地區，北京 的广播电台宣称：“中国人民解放軍 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内蒙 、海南 、台湾 在内的中国领土”。同日班禪 代表西藏人民 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 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 ，祝贺新中国诞生，并表示：「兹幸在鈞座領導之下，西北已獲得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僅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鈞座致上祟高無上的敬意，並矢擁護之忱」。毛泽东和朱德覆電：「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願意成為統一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 83]
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攻克昌都 ，藏军于10月21日投降，解放军俘虏了包括多麦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在内的军官和2600余名士兵，擊斃4000千餘名西藏士兵（另一說擊斃5700人[ 8] 西藏和平解放 。印度副總理瓦拉拜·帕特爾 給尼赫魯 的信中：「中國政府試圖以和平表白來欺騙和愚弄我們，我個人認為，所謂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說法在如此關鍵時刻，讓我們的大使 產生了夢幻般的信任。中國人無疑為了對西藏展開軍事行動而在集中力量，我認為中國的行為是一種背信棄義」。中共則強調：「解放西藏人民驅逐外國勢力和影響，讓西藏人民擺脫壓迫，自由享受民族區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神聖義務」[ 85]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五人代表团前往北京，同中國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 》，其后解放军进驻西藏地区。中國政府与达赖达成协议，在西藏暂不进行政治制度的变更，因此有台湾学者认为十七條協議正是一國兩制 的濫觴[ 87] 土地改革 ，包括鼓动藏族 傳統聚居區人民对藏族地主进行阶级斗争 。達賴喇嘛於1951年10月24日致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 毛澤東 ，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兩天後毛澤東覆電祝賀，同日解放軍進入拉薩[ 88]
據達賴喇嘛及班禪喇嘛的記述，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 進入拉薩 後違背原有承諾向拉薩徵用大半現有存糧，使拉薩面臨前所未見的瀕臨饑荒邊緣，解放軍張經武 將軍甚至向達賴喇嘛強索2萬噸大麥，但噶廈政府 表示已無能為力[ 90] 周恩來 、李維漢 也承認把西藏糧食徵收光了，民間私藏少數庫存食物則被鬥爭運動挖光了[ 92] [ 93]
1953年開始，中共在鄰近西藏的安多 與康 等藏人聚集地推行「社會主義改造」過於激進，被認為是企圖消滅当地的藏族傳統文化 與宗教信仰 ，造成地方暴發反抗運動[ 94] :117 。參與反抗的西藏人除了與解放軍打游擊戰，也聚集到尚未施行土改的西部避難，造成後來反抗人士在拉薩 大集合。
1954年在解放軍西藏軍區 的協助下，「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 」、「拉薩愛國婦女聯誼會 」等組織紛紛成立，有計劃性的開始對當地人民進行政治思想 的改造；同年，中共頒布憲法片面取消了原有《十七條協議》裡的西藏特殊自治狀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體化，並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下設的行政管理部門以漢人主導行政事務，西藏代表遭架空成了掛名官員。
1955年，第十六世噶瑪巴活佛 下令四大弟子夏瑪巴 仁波切、泰錫度仁波切 、蔣貢康楚 仁波切、嘉察仁波切 逃往海外，十六世噶瑪巴也於1959年2月4日率領160人出走不丹、錫金、印度。[ 97]
1956年，駐西藏十八軍參謀長李覺 、後勤部長秦志植 、政治部主任洪流 等人曾上報毛澤東 建議：「西藏一團人費用等於駐內地三師人，勞民傷財；鄰國印度獨立不久，不可能威脅西藏」被毛澤東 認定為「思想叛黨」並冠上「有意誇大西藏地區艱苦」、「出賣祖國邊疆」等罪名，遭到集體整肅，牽連400餘人。夏季，中共在康區 、安多等地推動政治改革 與土地革命 過於激進，密集對僧侶 與寺院 進行清算批鬥引發民怨。西藏人民會議 （西藏地下組織）組建游擊隊武裝反抗，青海 、甘肅 、四川 藏區也發起串聯進行反抗。達賴喇嘛 在參加印度釋迦牟尼佛入寂2500週年 儀式上，於德里 與尼赫魯 、周恩來 會談中表明對近期西藏 局勢惡化的憂慮，並尋求政治避難 的可能。中共政府隨即宣布延緩「民主改革」，同時撤除西藏部份中國官員，解放軍則開始對「叛亂份子」進行清洗運動。印度 外交官事後質疑尼赫魯 當時無法認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野心。
中共 在康區和安多地區積極推行改革結果導致情勢惡化，1956年北京 政府指出：「事實證明西藏 上層人士只有少數人支持改革改造，多數人存有疑慮，多數群眾也缺乏這種積極改革的要求。」中共政府同時宣布對西藏的改革延遲推行。同時公佈〈停止進行民主改革的宣傳提綱 〉，並聲言「人民解放軍 會對叛亂份子嚴懲不貸」「解放軍會出手鎮壓」。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范明 （隨後在反右運動 中遭清洗）曾經自我檢討：「解放軍軍官與其他幹部很普遍出現大漢民族 沙文主義 比較優越的感覺，對西藏落後感到厭惡，歧視西藏，歪曲西藏，不能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傳統風俗習慣，變得驕傲自大，具有特權思想。」據稱，中共也以袈裟顏色來侮辱出家人，如「黃禿驢」、「紅賊禿」[ 94] :116 。
李江琳表示，據中共官方內部文件，從1957年開始，青海省 藏族人口因飢荒向外求援，中共部隊卻對藏族濫捕濫殺，導致雙方關係緊張[ 105]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標誌 1958年6月16日，康巴 地區各地反抗力量聯合起來，在山南地區 聚集了超過15,000人，成立四水六崗衛教軍 ，以武力反抗康區的改革。康巴人心理上認為衛藏 與他們無關，他們是為保衛本土康區而戰。四水六崗的成立是形成泛康巴身分認同的重要事件。[ 106] [ 107]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青海 展開武力平定，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戰役結束後，解放軍 部份軍隊才糾正了「我們是解放藏民，不是消滅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錯誤思想，與使用藏語 說「站住！不要跑！」。但亦有投降的藏軍在交上所有武器後被要求聽取「社會主義 」的講座，並且從解放軍手上得到小量金錢後被釋放回家的記載[ 109]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 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 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 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解放軍武力控制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 推翻達賴，加入他們。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中華民國 稱為三月起義 [ 113] 葉蔭 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获胜並公佈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解放军接著攻擊拉薩大昭寺 ，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 114] 中國共產黨 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 115] 拉薩事件 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解放軍 展開了為期六年半的「平叛作戰 」（包含12場主要戰役，如早期的拉薩戰役 、山南戰役 ），動員超過23萬5千人的地面部隊（不含後勤與武裝民兵），與三個空軍師加二個空軍獨立團。毛澤東 並指示解放軍在西藏當地練兵，通過這場戰爭，中國總參、總政、總後與各級軍事學校都派員當兵「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促使解放軍 建立了完整的後勤網、跨區指揮系統。由於中共在朝鲜战争 中缺乏空軍立體作戰的實力，因此充分利用青藏高原上空進行空軍演練，以杜-2 、杜-4 、伊爾-28 轟炸機來創造大規模的殺傷力。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 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而是在隆子縣 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 ，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 、不丹 等國[ 119] 布達拉宮 、羅布林卡 和甘丹 、色拉 、哲蚌 三大寺實施轟炸 [來源請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发布了解散西藏政府的命令，并由原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履行西藏政府职责。第14世达赖喇嘛随后于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达兰萨拉 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 」，周恩來 表示「西藏反抗的行為是自取滅亡的，創造了推動民主改革的有利條件」。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 121] 古拉格 之稱的勞改集中營 。據班禪喇嘛 宣稱，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 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 123] 性交 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
班禪喇嘛在青海 視查後，宣稱他發現西藏人民「窮到連碗都沒有」[ 125] 毛澤東 式的批鬥太過殘酷，被批鬥的西藏人民並沒有犯下太嚴重的過錯，卻被捏造了許多毫無根據的罪行，一開始大吼狂踢、拔髮擰肉，接著以金屬、棍棒毒打，不少藏族人當場七孔流血、四肢殘廢，有人甚至忍受不了凌虐被迫投河自殺[ 126]
1962年，班禪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 [ 127] 李維漢 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 128] 謝富治 ：「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 129] 農奴 」帶到批鬥大會現場，「揭發了」班禪 農奴主 「剝削人民的血淚劣跡」，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 131] 人民公社 ）」。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 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 ，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 乞討。西藏實行人民公社後，所有生產成果歸為共產黨幹部管制，導致西藏人民過著比以前更困苦的生活，因而集體怠耕怠工抵制。中共 則呼籲西藏人民團結起來加強意識型態鬥爭，抓緊馬克思主義 打破宗教枷鎖[ 132] 茨仁夏加 認為中共一時間不明白為甚麼漢人沒有因為大躍進哀鴻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數民族為何會發生大規模暴動，又認為哈薩克人 、維吾爾族 人（也發生暴動，中共為此封鎖邊界）、西藏人也無法理解為何漢人在面臨飢荒與迫害時不進行反抗（據《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 記述，民間的零星反抗很廣泛，但因中共高度的人身控制以及对现代通讯手段的垄断，使得任何自发的集体反抗行为很难发生，以致民眾的反抗與中國历代相比的确要弱小得多[ 134] 茨仁夏加 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均富理想是一場騙局，因為共黨所承諾經濟社會上的正義平等，早期確實吸引許多藏人的支持，但最終中共剝奪了個人的土地與牲畜財產，實行公有化，同時摧毀舊有的經濟制度與私人財產、糧食生產，全權由共黨接管，導致週期性飢荒，連最窮的農奴都瞭解這是一場騙局。
文化大革命 爆發後，傾共立場明確的班禪遭紅衛兵 抄家毒打，監禁在秦城監獄 （1968年至1977年，毛澤東去世 後獲釋）。1966年、1967年，由漢人主導的西藏文革 [ 136] 紅衛兵 已超過兩萬人，開始在市區進行巷戰，解放軍 西藏軍區 張國華 將軍不敵攻勢，緊急逃往四川 （直到1967年10月才返回西藏），7月22日江青 下令「文攻武衛」 ，西藏兩大造反派展開真槍實彈的武鬥。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 」。1975年，整肅西藏到達巔峰，當年超過五萬民喇嘛 被送入營改集中營。1978年，班禪「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黨、反人民、陰謀叛國的罪行」，其重要親信恩久·洛桑群培 （班禪經師，死於1974年）、頓吉·索朗多吉 （死於1977年）、詹東·計晉美 （死於1978年）未能熬過文革，進一步削弱日後中共對西藏的影響力。曾協助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邦達多吉 也因「組織叛亂」、「反對改革」等「罪行」於1974年遭鬥死。亦有文字記載文革期間有大量無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統性屠殺，導致人口銳減[ 138]
有學者指出在中共統治西藏的前20年間，西藏有六千座傳統寺院遭摧毀；中國學者李江琳認為當時藏族的人口減少近乎「種族滅絕 」[ 139] 種族屠殺 "的指責是誇大的說法（見「統計與相關爭議 」）。
中共官方曾總結西藏「四大資源優勢」：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全國最大林區之一、世界屋脊旅遊勝地，礦藏非常豐富。學者鄭重言 認為藏人並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貢覺縣為例，每人每年糧食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 140]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間對西藏提供財政補貼，在西藏興建大量被視為不切實際的設施和工廠等投資，當中包括浪費1500萬元的玻璃 廠和化肥 廠、挖不出煤 的向陽煤礦，「盲目上馬又下馬」且浪費2000多萬元的墨脫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間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也從1701萬增加到2180萬，修建的公路 ﹑機場 ﹑輸油管 被指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80年胡耀邦 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土地改革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前西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 主任任榮 ：「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 裡去啦？」[ 58]
1976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去世，10月，四人帮 在怀仁堂事变 中被逮捕，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正式结束。1979年8月，達賴喇嘛胞兄土登晉美諾布 率領五人訪問團前往西藏 進行為期五個月的訪問，並與北京 當局建立接觸。1980年又有兩次同性質的訪問。1981年，北京當局發現達賴喇嘛在西藏人民心目中仍保有某種景仰，於是取消了第四次訪問[ 141] :138 。
1980年5月胡耀邦去西藏後表示：「搞得你們相當窮，底子差，交通困難，科學技術、文化水平較低[ 143] [ 144]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區 委發出《在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的通知》，對1970年以來農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反動富農」給予平反。並退回部分「非法佔用的寺廟和宗教人士的財產」。7月，恩久·洛桑群培、頓吉·索朗多吉、詹東·計晉美獲得平反。
據班禪喇嘛 記述，在毛澤東 死後，他本人對於北京 當局的統治手法仍感到不滿：「中共要求果洛地區的藏族死者親屬在屍體坑上跳舞慶祝消滅叛匪[ 123] [ 147]
從1980年至1983年，北京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宣稱撥款545萬元修復西藏各地寺廟，在1986年資助專款600多萬元以及黃金50407.6克維修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 ，到1989年完工，工程總耗資1000多萬元。1989年，北京政府 做出了“保護大師法體﹐修建靈塔祀殿﹐尋訪轉世靈童”三項決定。第二年﹐中共撥出專款6406萬元﹐黃金 614公斤，白銀 275.022公斤，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修建班禪靈塔，1990年9月20日奠基開工，於1993年修成並取名為“釋頌南捷”。大殿總建築面積1933平方米，高為35.255米﹐為鋼筋 水泥 櫃架結構﹐用花崗岩 石砌成。靈塔面積為253平方米﹐塔高11.55米﹐塔身全部用0.5-0.8毫米厚，純度為99.01金皮包裹，遍鑲珠寶 ，共有珠寶6794個﹐寶石 袋868個。另外，從60年代起先後撥款維修，於1984年至1988年，北京國家文物局 從本單位和北京、河南﹑四川等8個省文物單位抽調高級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共34名，協同西藏文物專家一起對布達拉宮進行勘察﹐形成了重建布達拉宮 的總設計方案，於1989年，中共中央撥專款5300萬元進行搶險維修並在該年開始動工，於1994年竣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和自治區政府先後撥出3.4億元，維修及修復了千餘座遭西藏文革摧毀的寺廟，以及拉薩大小清真寺 ﹑芒康 的天主教堂 和一批苯教 寺廟，1982年至1996年間﹐北京國務院 確定了哲蚌寺 、桑耶寺 等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48] 林芝事件 ），並奪取大量槍械，使其西藏游擊隊更為壯大[ 149]
1983年西藏發生示威遊行與騷亂，據西方學者記載，至少有三千人被捕，多數人於8-11月間遭處死。
1985年9月1日，中共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中共中央下令恢復西藏部份寺院的佛教活動。8月9日十四世達賴喇嘛 在「紐約時報 」發表聲明：「中共將裝飾數以千計的僧寺和寺廟用的無價宗教雕像、塑像、聖經掠奪一空，送往內地。按記錄我們有五千七百個僧院和五百座寺廟遭摧毀，其中損失最大且無法彌補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經被中共摧毀殆盡[ 151] 七萬言書 》裡寫道在西藏有各類寺廟二千五百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七十餘座[ 152] 汪鋒 在1958年則談到西藏三區有3929座藏傳佛教寺院，中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約五千多座藏傳佛教大小寺院[ 153]
臺灣歷史學者、異議人士施朝暉 指出十四世達賴喇嘛 曾多次要求中共進行和談實現真正的「自治」，中共北京當局一蓋不鬆口，1987-1989年西藏地區黨委書記胡錦濤 指揮部隊展開「大屠殺」與種種非人道的打壓。
[ 154]
1987年拉薩 發生流血衝突，美國 國會於1987年6月18日通過西藏人權受到中共迫害的決議案，認為中共以軍事手段統治西藏侵害人權，監禁西藏人民的黑牢缺乏食物，導致許多人活活餓死[ 155] 聯合國 「反虐待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可恥的刑罰或處置公約」於1987年6月生效，西藏血腥事件引起歐洲議會 的注意，通過「即刻要求中國政府尊重藏人宗教自由與文化自治之權」，並認同達賴喇嘛 所提的「五點和平計劃」是解決問題的基礎[ 141] :125-126 。1987年10月，西藏再次發生兩次暴動與軍事鎮壓。1988年3月，又發生反共運動[ 156] 達賴喇嘛 獲邀至歐洲議會 發表斯特拉斯堡建議 （Discours Strasbourg）。
1989年3月5日，西藏再次發生反共暴動，雙方衝突過程激烈，北京 當局總理李鵬 於3月7日發布西藏戒嚴。中华人民共和国與歐洲建交後，由於歐洲議會 打算以民意機構發揮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因此在1989年3月16日的歐洲議會會期中，通過「強烈譴責北京在西藏首府暴力鎮壓行動，尤其是使用武器，並要求解除戒嚴」決議，北京 駐歐大使劉山 向歐洲議會會長抗議：「粗暴干涉中國內政」，並認為歐體企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 141] :134-138 。1989年接著又爆發六四天安門事件 ，使得歐洲議會 採取更強硬的態度：「尊重人權 為維繫雙邊貿易之先決條件」。1990年5月1日，北京當局解除拉薩 戒嚴。1991年3月，西藏流亡政府表示由於中國（中共）領導階層的閉塞和反對，斯特拉斯堡建議已經無效。[ 157]
1995年5月，被達賴喇嘛 指認為第十一世班禪 的更登確吉尼瑪 據傳遭中共軟禁，至今下落不明，中共另立一人為第十一世班禪。有人權組織稱他為「世界上最年輕的政治犯」。[ 158]
1999年12月，14歲的第十七世大寶法王 從西藏出走印度（他被達賴喇嘛 和中共政府共同承認為轉世活佛）。[ 159] [ 160]
自1980年代起，北京政府創辦了北京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在西藏各寺廟開辦學經班，設立藏文印經院並出版各種宗教典籍、研究著作和學校教材[ 144] 藏語 （包括康巴語 ）節目、欄目，藏語新聞綜合頻率每天播音達21小時，並在新聞媒體與教學內容中加入了許多被指用來強化對達賴喇嘛 辯證看待的「愛國教育 」內容[ 162] [ 163] 美國國務院 也同樣表示藏人的經濟和生活水平被提高，亦指出北京政府以大量補貼資助發展西藏的經濟[ 164]
根據中共學者記載，從五十年代初至1997年，中央政府共向西藏投入400多億元；1959年至1996年調運進藏物資674萬噸，其中商業物資110萬噸，糧食130萬噸，石油148萬噸[ 165] [ 166]
目前北京 當局對西藏流亡政府 採取「拖延」政策，期望在達賴喇嘛 圓寂後流亡藏族群龍無首「西藏問題」自然解決。但許多人提出警告，如前中國人權主席劉青 ：「海外西藏流亡人士對於達賴喇嘛 的溫和政策已出現分歧，一旦體認到達賴爭取與北京談話的努力破滅，新生代可能採取激進方式推翻中國在西藏的統治。」趙紫陽前秘書鮑彤 ：「達賴喇嘛在流亡藏人社會中仍具有強大的威信，中國應把握達賴喇嘛有生之年的機會，否則未來後果不堪」流亡達蘭薩拉的次旺頓珠 ：「一旦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將會爆炸[ 167]
晚清（1905年）公布的大清帝国全图 清朝乾隆帝 時編纂的《大清會典 》明確把西藏列入中國版圖[ 168] 嘉慶帝 時重修《大清一統志 》把西藏列入外藩，与青海、喀尔喀等并列[ 169] 河口慧海 ，認為西藏是「受支那 保護的屬國」。[ 170] 清朝 ，明代 以前兩者的關係並非同一個「政治實體」，而是類似今天美國 的聯邦制 [ 171]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聲稱「中國從元朝開始不間斷的統治西藏」[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認同的說法是中國與西藏的關係是東方獨特的中華帝國同帝國轄屬的一個內藩間的關係[ 172] 牙含章 在著作《達賴喇嘛傳》裡，把中國與西藏的歷史關係視為「宗主國 」或「藩屬 」，称除西藏 之外，越南 、朝鮮 、外蒙古 和清朝 之間都存在著若有若無的關係，無法以現代外交觀分清究竟是獨立國還是聯邦。但是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 》以来，清朝即在國際法 的精神下多次与俄国签订条约，划分包括东三省 、外蒙古在内的中俄北方边界[ 174] 鸦片战争 以来，清朝建立总理衙门 与其它各国实现平等外交，并与英法等国划分中国与英属缅甸 、法属越南 等处边界[ 175] [ 176] 英国侵藏战争 爆发后，清朝坚决拒绝英国方面以宗主权 来描述中藏关系，从1905年开始在国际上明确宣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同时对内积极加强对西藏的治理[ 177] 屠寄 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学部 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对当时的中国地理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其“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末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 178] [ 179] [ 180]
支持西藏獨立的中國流亡人士曹長青 認為，歷史圖片顯示，第五世達賴喇嘛 與清朝皇帝是同席而坐，不存在高低之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 見慈禧太后 時也是平起平坐，西藏在歷史上是中國一部份的說法「根本證據不足」。美国藏学家埃利亚特·史伯岭 [ 181] 王力雄 認為十三世达赖喇嘛面見慈禧太后單腿跪拜是「讓其受盡屈辱的單一事件，過去不僅不曾跪拜，皇帝還親自出城迎接」[ 182] [ 183]
中华民国時期藏族人口可分為三大部分：
衛藏 ，藏族自稱藏巴 （丹達山 以西）南方又稱為博巴 。康區 ，自稱康巴 ，在康定 以西丹達山 以東，含雲南 西北中甸及德欽。甘青川區一帶的藏族，含安多 （唐古特 ）、果洛 （九族）、保安（十二族）、環海（八族）、玉樹（二十五族）與四川 西北的松潘 、理縣、茂縣 、汶川 、懋功 等地的羌民[ 184] 現有的西藏東到昌都 ，西至阿里 ，南抵喜瑪拉雅山 ，北起那曲 ，也就是藏人所說的小藏區 （內藏）。如果再加上青海省全境（安多 ），與四川、雲南、甘肅境內藏族自治州、自治縣在內的地區則稱為大藏區 [ 185] :272-273頁 。
西藏噶厦 官员、学者夏格巴·旺秋德丹 估計照職業分，藏族人口48%從事牧業，32%從事農業與貿易，18%是男性僧人，2%是女性僧人。人口大城只有四個：拉薩、日喀則、昌都、江孜，藏族人口中約3%住在大城。[ 186]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時，西藏自治區人口1,273,969人，西康省3,381,064人，青海甘肅省1,675,534人，共633萬人；中國藏族人口约277万人[ 187] 第三次人口普查 時，中國藏族人口約385萬人[ 188] [ 189]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時，中國藏族人口約628萬人，西藏自治區人口300萬人中有272萬藏人，四川有150萬藏人，青海人口563萬人中有137萬藏人。[ 190]
西藏流亡政府 財政部長拜訪中华民国 立法院 位於印度 达兰萨拉 的藏人行政中央 最初设有6个大臣职务：内政大臣、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宗教与文化事务大臣、教育大臣、安全事务大臣。1960年，在流亡的西藏人中举行了首次选举，成立了「人民代表会议」，拟订流亡政府的宪法大纲。1963年3月10日公布了西藏宪法，在西藏噶厦政府之下设立了内政委员会、宗教与文化事务委员会、教育委员会、财政部、情报部、卫生部、人事调配局和审计局。「全国代表大会」为立法机构，「最高法院」为独立的最高司法机构。流亡期间，「人民代表大会」行使议会的职能。
流亡初期印度 政府提供了麥蘇爾 作為西藏難民第一個安置定居點，約三千三百頃。1965年至1968年在歐洲國家與美國緊急援助、國際紅十字會 的資金支助，為西藏難民在印度建立了更多的定居點。达兰萨拉政府在印度设立了各种文化机构，如西藏文献图书馆、西藏医疗中心、西藏之家、西藏表演艺术剧院等。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会 」为流亡政府中最大的政治组织。流亡政府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但达赖喇嘛曾访问过泰国 、日本 、苏联 （1979年入侵阿富汗 之年）、蒙古国 、美国 和一些欧洲国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资金来源包括政府（包括美国、德国 、英国 和1980年代以前的苏联）與民间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也有海外西藏人的自愿捐款。
西藏流亡政府宣稱自2009年2月起，西藏境內已有120名不滿迫害的藏人以慘烈的連環自焚抗議事件 抗議中共當局對西藏實施的“領土殖民化政策 ”，其中103人死亡，境外自1998年至今有7名藏人自焚，4人死亡。[ 19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雖然在西藏也推行「愛國教育 」，但不滿迫害的自焚事件仍層出不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稱藏人是受西藏流亡政府唆使自焚[ 193] [ 194] 益西多登 的否認[ 195]
西藏流亡政府 認為解放軍 不請自來，其內部對過去西藏是否存在農奴制度 及其定義亦有所爭議[ 197] [ 199] [ 200] [ 201] [ 202] 漢化 政策）[ 203] 木材 、黃金 、礦物 、石油 、煤氣 ）的掠奪（根據中共官方說法：「储藏有大量原油的羌塘 盆地延绵藏北100多公里。预计原油储藏量可能多达上亿吨。」 [ 204] [ 205] 中印戰爭 後往往是基於軍事目的而興建，核實驗基地也因此搬遷到西藏。中共雖然宣稱自1980年代啟動對西藏殘存寺廟的重建計畫，不過有部分西藏人宣稱，大部份的重建資金都來自虔誠藏人的奉獻。
人員傷亡與有形無形財產損失目前並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中共官方、西藏學者和流亡人士所提供的資料數據亦不盡相同，據西藏流亡人士提供的有關資料數據顯示數十年來有許多無辜西藏人民遭到監禁、處決、性侵[ 208]
在140多個藏區之中，不完全的統計數據：四川 17縣沒收現金341萬元、黃金3,207兩、白銀20萬兩、銀元12.5萬、糧食160萬斤；青海天峻縣 沒收綿羊12,695隻，山羊556隻，牛3,782頭，各種折價物資464,110元。甘南沒收9,433戶財產總計羊42.7萬隻、牛9萬頭、馬2.7萬，騾1千頭，黃金22.6公斤、白銀128公斤、銀元 79.8萬枚。中共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清運完西藏「反動份子」充公的財產，與寺廟搜刮來的金銀寶物到北京 。自1966年開始到1973年，大多數的西藏 聖器、佛像、法器都被銷毀，金銀材質的不知去向，銅、錫或其他貴金屬則被送到金屬熔煉廠熔解。
1957年甘肅省 藏族人口為255,947人，至1961年共減少81,366人，佔1957年藏族總人口31.8%，再加上四川、青海 、雲南 迪慶州 藏族人口減損的不完整數據，光這四區的藏族人口至少減少25萬人。青海果洛 、玉樹 兩州自1957年到1961年，藏族人口至少減少11萬人。1982年青海省委統計1958年藏人遭監禁、錯殺致死人數為18,176人。
1074年創建，被世人譽為「第二個敦煌」的文化遺跡薩迦寺 [ 214] [ 215] 格魯派 祖師宗喀巴 創建的甘丹寺 於1966年8月19日，被認定為「社會主義的絆腳石」開始拆寺工程，至1969年被完全摧毀。興建於雍正 年間的惠遠寺 ，該寺特有的「色吉甲本 」也在西藏文革時遭毀。哲蚌寺 雖然後來重建，但西藏人依然習慣向原址的廢墟膜拜。中共將這些寺廟的建材拿來興建黨部或解放軍軍營。許多古老壁畫（如唐卡 畫）則被漆上毛澤東 像或紅衛兵標語。1683年建成的「噶丹松贊林寺 」（迪慶州最大藏傳寺院）於1966年遭受中共攻擊，百年經書被焚，佛像、寺院被砸爛[ 2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所澳洲 籍華裔人口學家嚴浩 在《中國的藏族人口：迷思與事實的再檢驗》中以1953年至1964年人口統計落差來估計西藏「失蹤」人口數應該在768,000到152,000之間（包括7萬流亡人口）[ 94] :138 。
賈斯柏·貝克 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 》的研究中顯示「大躍進 」期間青海省 死亡人數約90萬，四川省 可能達900萬，而西藏民族是受到饑荒影響最嚴重的族群[ 94] :139 [ 218] [ 219]
1962年，班禪喇嘛 （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在一份給周恩來 的報告裡宣稱：「今日圖伯特人口明顯而大幅地減少了，許多人死於戰爭、監禁、饑饉」。1987年，班禪仁波切在一次演講中估計青海監獄之中藏族死亡人數約佔該地博巴 人口總數百分之五（2萬至2萬8千），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完全無辜的[ 94]
1980年代初，興海縣 為1958年「錯定性 」的瑪積雪山 、賽宗寺 、汪什代海 落實政策，679人獲得平反宣布無罪。
西藏流亡政府 宣稱，1950年至1983年共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並形容西藏難民逃離故鄉的流亡過程相當危險，許多西藏人民為躲避中共的追捕，趁著嚴冬越過喜瑪拉雅山 經歷幾個月的跋涉，部份逃亡團體抵達目的地時剩不到10%，有些人因凍傷截去四肢，有些遭受槍殺，有些婦女被中共士兵強姦後才獲得放行[ 222]
佛光大學 教授謝劍 認為，中共的無神論 政策，使西藏境內廟宇遭摧毀僅餘八座，北京事後卻在殘存遺址設下「國務院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立牌其行為「可笑」[ 223]
1998年，時任全國政協常委 、大陸中國佛教協會 副會長的阿嘉·洛桑圖旦·久美嘉措 流亡美國 尋求庇護。[ 224] [ 225]
传统西藏史料视元朝为蒙古而视清朝为中国，将清朝皇帝称为中国皇帝 [ 226] 文殊皇帝 ）。例如1856年廓藏戰爭 后签订的《藏尼条约 》的序言中即写明藏人和尼泊尔人“按歷來所載，禮敬中國皇帝，如前無異”
[ 227] [ 228] [ 229] 甘丹頗章 政權聲稱清朝 雍正帝 和乾隆帝 否定自己是中國人，又聲稱他們分別說過「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國之人」和「朕以外國之君，主中國之事」，並以此為理據否認中國在歷史上曾經對西藏實行管治[ 230] 大義覺迷錄 》中表示：「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 為東夷 之人，文王 為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書中批駁華夷之辨思想，指出滿洲人就是中國人，不應有華夷之分[ 231] [ 232] [ 233] [ 234] [ 235] 康熙 時期被現代學者稱之為「中國第一次與歐洲國家按照國際法 原則、以對等方式談判達成」的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 》是最早明確使用“中國”一詞來指代大清帝国的國際法文件。另外，條約滿文本中沒有使用大清國（Daicing gurun）這個詞，而是使用漢語“中央之國”（Dulimbai gurun）的直譯[ 236]
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商務印書館 发行的《中国通览》一书的“中国的位置与称号”和“全国之面积及人口”节中明确表示“中国位于亚细亚 东部，为世界一大帝国”[ 237] [ 238] [ 239] 屠寄 所著并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经清朝学部 审定发行的《中国地理教科书》的“中国总论”一节中将清朝中国总分为五大区：内地（京畿及十八省）、关东（三省）、西域（新疆省）、北藩（内外蒙古）、西藩（青海西藏）[ 240] 暹罗 、波斯 、日本 等国（其它地区则为各列强的领地或保护国 等）[ 241] [ 242]
孫中山 在《民族主義第二講》認為，中國曾經兩次「完全亡國」，一次是元朝 ，一次是清朝 [ 243] 中國本部 形式上向來本分作十八省，另外加入東三省及新疆 ，一共是二十二省；此外還有熱河 、綏遠 、青海 許多特別區域，及蒙古 、西藏 各屬地。這些地方，在清朝二百六十多年之中，都是統屬於清朝政府之下。推到明朝時候，各省也很統一。再推到元朝時候，不但是統一中國的版圖，且幾幾乎統一歐、亞兩洲……中國最強盛的時代，領土是很大的。北至黑龍江 以北，南至喜馬拉雅 以南，東至東海 以東，西至葱岭 以西，都是中國的領土」[ 244]
威斯康辛大學藏學博士Kohn Richard認為：「中國聲稱元朝 征服西藏 ，而中國自然擁有西藏主權，這就好比德國 曾征服了南斯拉夫 及波蘭 ，波蘭 卻因此聲稱南斯拉夫 為其所屬領土一般荒謬[ 245] 阿Q ”式的邏輯。他将元朝和清朝分开看待，认为中国控制西藏的起始时间只能从18世纪的清朝算起，而不是13世纪的元朝时期[ 247]
旅美華人學者徐明旭 指出蒙古民族（民族）與中國（國家）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一個民族分居幾國，一國內有許多民族，都是普遍現象。蒙古民族固然不等於中國，但也不等於元朝，認為把國家與民族混為一談的觀點「十分荒謬」。他亦表示元朝是蒙古人聯合西藏人「壓迫」漢人而建立的國家，而外蒙古只有蒙古人，基本上沒有藏人和漢人，當今中國境內的蒙古人有五百多萬，佔當今蒙古民族的絕大半數，認為近代獨立的外蒙古不僅沒有資格當元朝的繼承國，也沒有資格代表蒙古民族。元朝的大部分人民（包括大部分蒙古人）和大部分領土既然都在中國，只有中國才有資格充當元朝的繼承國，對此中國古人包括推翻元朝的明朝皇帝也是這樣認為[ 58]
哈佛大學 漢學家 及亞洲歷史教授歐立德 表示，清朝乾隆帝的其中一個成就是奠定了現代中國的版圖[ 248]
「中國」一詞是在清代才首次擁有了現代主權國家的含義以及成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名稱[ 236] [ 249] [ 250] 学部 审定发行的教科书《中國歷史教科書（原名本朝史講義）》一开篇即表示：“本朝史者，中國史之一部，即全史中之最近世史。中國之建邦，遠在五千年以前 ，有世界最長之歷史。又有其文化為古來東洋諸國之冠。其疆域奄有東方亞細亞之什九，其興衰隆替足以牽動亞細亞列國之大勢。故中國史之範圍，實佔東洋史全體之太半”。[ 251] [ 252]
史伯嶺教授表示，中國在清朝以前被外國視為帝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張的歷史觀，是中國一向是多民族 國家，而從來不是帝國，稱中國周遭被征服與融合的民族為中國的少數民族 ，這意味著這些民族不可避免的命運是成為中國整體的一部分，而不能獨立建國，這與中國過去「外國應該臣服於天朝 」的歷史觀相似。他認為在這種史觀下，《西藏百題問答》才提出基於「征服中國的蒙古人自認為中國人」以及「蒙古帝國是中華帝國 」這些「站不住腳」的命題，主張西藏在元朝屬於中國[ 253] 忽必烈 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有56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缔造了自己的祖国（中國）」。[ 254]
有學者指出有一些西方學者往往站在單一民族國家的視角來研究中國歷史，出現“中國乃漢族國家”的論調[ 255] [ 256] 中華民族 [ 257] 愛爾蘭 、猶太 人等都不是美國人，只有盎格魯 ---撒克遜 裔才是美國人，他一定會遇到麻煩，甚至被斥為種族主義者。中國像美國一樣，也是個多民族國家，有五十六個民族，為什麼漢族以外的民族就不算中國人呢？」[ 58]
近代有外蒙古獨立 支持者強調蒙古民族 意識，主張蒙古土地、蒙古人民未曾屬於中國 ，與滿清 只是臣屬關係，內蒙當時也有支持者醞釀響應，希望聯合外蒙建立自己的國家國族[ 258] 外蒙古 加入聯合國 之後，更指責中共 為「帝國主義 」、「大漢沙文主義 」、「種族擴張主義 」，外蒙古認為中亞 游牧民族本是獨立於中國之外，指責中共對歷史真相的「錯誤認識」[ 259]
內蒙古反分裂勢力如烏蘭察布盟 和伊克昭盟 則批評外蒙古獨立支持者和俄羅斯分裂中國：「蒙古疆域與中國腹地唇齒相依，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 ，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與時推移」；「我蒙二百年來即為中華領土，環球各國共見共聞，此次俄人承認保護，是否通知各國得其同意」[ 260] [ 261]
元朝 皇帝忽必烈 宣稱元朝為歷代中原王朝 的繼承政權，各元朝統治者亦以歷代中原王朝的繼承者以及「中國」和「華夏」自居：「至元二年有日本僧告其國遣人刺探國事者。鐵木兒塔識曰：『刺探在敵國固有之，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為。設果有之，正可令覩中國（大元）之盛，歸告其主，使知嚮化』」，「仰惟祖宗應天撫運, 肇啟疆宇， 華夏一統」，而“中國”正統王朝的認同還需要得到其他王朝或民族承認才能名副其實，而分別記載宋、遼、金、元歷史的《宋史 》、《遼史 》、《金史 》（元修史書）、《元史 》（明修史書）被納入中國歷史的“正史”系列，應該是這些王朝對“中國”認同得到承認的證據[ 262] [ 263] [ 264] [ 265] [ 266] 蒙古帝国 称为“中华帝国”，表示“按史称太祖深沉大略，用兵如神...世祖继之，混一区宇...建数千年未有之勋，开东半球最新之局...群焉仰吾黄色人种之贵，悚然慑吾中华帝国之威，吁其盛矣...”。[ 267]
不过与此同时，元朝的蒙古语 国号除「大元國」（中古蒙古語 ：「ᠳᠠᠢ 」）外，常常会将原本的“大蒙古国”（中古蒙古語 ：ᠶᠡᠬᠡ ）之名与汉文国号“大元”的音譯并称，形成「大元大蒙古國」（中古蒙古語 ：ᠳᠠᠢ ）[ a] 中古蒙古語 ：ᠳᠠᠢ ᠦᠨ ）的国号，或者如《兴元阁碑》等中那样直接称为「大蒙古国」。而且蒙古文中继续将元朝统治者称为蒙古大汗 ，视为原大蒙古国的延续，与汉文中的“皇帝”之称并存，对汉人称皇帝而对蒙古人称大汗[ 269] [ 270] 满语 ：ᡩ᠋ᡠ᠋ᠯᡳᠮᠪᠠᡳ 转写 ：Dulimbai Gurun 蒙古语 ：ᠬᠢᠲᠠᠳ 鲍培转写 ：Kitad ᠳᠤᠮᠳᠠᠳᠤ 即Dumdadu ulus一词）称其全部统治区域，而是将其仅指汉地中国[ 271] [ 272]
忽必烈 先將八思巴 封為國師 、中原法王 ，1270年升級建立帝師 制度，以藏傳佛教（而非漢地佛教）輔助元朝國政，並設置宣政院 ，從事藏學及蒙古學研究的台灣呂秋文博士認為這使得藏族地區納入了元朝的管轄之下，西藏在此時期納入了中國版圖[ 32] [ 273]
《劍橋中國史 》認為元朝中央集權的程度有限，設立宣政院並不意味西藏本地政府從屬於中央政府。[ 274] 薩迦派 喇嘛掌握，例如宣政院任命的管理西藏事务的萨迦本钦與八思巴親戚發生糾紛時，元朝就派軍處決了本钦。[ 275]
艾略特·史伯嶺 蒙古帝國 稱臣，多數時間由元朝管轄，他認為最重要的證據是明修官方的《元史 》並沒有把西藏列入元朝疆域，認為中國學者找不出「西藏是中國整體的一部分」的證據，因為中國出版物對於哪一事件使西藏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存在不同說法，而元朝史書中從來沒有這些說法[ 253]
呂秋文教授亦指出，在整個元朝期間，西藏還同步與中原地區進行清查全國戶口，建立驛站 系統，並在衛藏地區劃分十三萬戶行政區，而中國的藏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張雲認為：西藏儘管常在歷史上是與中原王朝平行存在的「國」，但也僅能視為是「中國」歷史上存在的地方民族政權而已[ 276] 奧魯赤 控制﹐西藏是奧魯赤的采邑 ，所有賦稅、徭役由鎮西王支配，王府的命令在西藏最有權威，所以元朝西藏並沒有八思巴的政教合一[ 277]
支持西藏獨立的法國記者董尼德認為「國際法學委員會經過深入的調查，發表正式的報告認為中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犯了種族屠殺的罪行」[ 279] 國際法律家委員會 在第二份針對西藏的報告指出：「委員會認為，在西藏實施了宗教滅絕，企圖摧毀藏人的宗教團體。⋯⋯沒有充足證據證明藏人在種族、民族或族群上受到滅絕」[ 280]
阿沛·晉美 表示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西藏土地资源供养三、四百万人有困难（1988年西藏的藏族人口已超過200萬人[ 281] [ 282]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 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 表示對西藏流亡政府宣稱的一百二十萬死亡人數數字有保留，認為受害者在整個藏區大概有三、四十萬人[ 283] 佛光大學 教授謝劍 以中國官方人口統計落差來統計西藏和全中國大陸的藏族人口變動，推算出1953年至1964年期間人口不增反減（他認為西藏人口因長期由於宗教原因而於兩百年間內都沒有明顯增長，甚至下降），西藏自治區 從1,273,969降至1,251,225，而在全中國大陸為從2,775,622下降至2,504,628，並在1964年開始穩定增長。在其研究中，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在1982年至1990年的增長率遠高於全中國，認為達賴在1990年向外界宣傳「藏人正在走向滅絕」和西方媒體用誅族（種族屠殺）這類用詞指責中共「畢竟是誇大了」[ 284] 艾略特·史伯嶺 達蘭薩拉 到西藏訪問的藏人代表團），並指出實際數目可能要少得多[ 285] [ 286]
唐家衛 等學者指出1959年拉薩暴動時解放軍「打死叛軍545人，打傷和俘虜叛軍4800餘人。解放軍死63人，傷210人」，與「解放軍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一說有所出入[ 287]
中國 異議人士 與歐美人權機構指責中國政府進行未經捐贈者同意，或來源不符合國際倫理規範的器官移植買賣。許多政治犯、宗教犯、異議人士，包含1997年至2008年間發生的少數民族動亂下的西藏人與維族人，未經公正審判就被送入勞改集中營或監獄，一部份永遠失蹤，以2000年至2008年為活體器官摘取的高發期，官方行刑單位甚至涉及商業化器官買賣的服務。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 強調，因為中國沒有公民願意捐獻遺體，所以死刑犯才會成為中國器官移植的主要來源（約佔90%），且處以極刑的都是罪證確鑿的刑事犯，事先也有取得本人或家屬的捐贈同意書[ 288]
藏學家和人類學家戈德斯坦 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經常誇張失實地指控中國種族屠殺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 289]
華人學者徐明旭 對西藏流亡政府聲稱的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提出質疑：「如果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也就是消滅了一九五○年的藏人的百分之四十，那麼西藏人口從剩下的一百八十萬增加到六百萬，竟在共產黨統治下增長了二點六倍！這從醫學 上、生理 上說，是驚人的奇蹟。對此奇蹟，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後，對剩下的藏人予極其優厚的醫藥條件和生活待遇，任何人不會相信這一解釋；那就只剩下了另一種解釋：達賴喇嘛所說的‘中共消滅了一百二十萬藏人’是個‘彌天大謊’。」[ 291] 美國 歷史學家、藏學家譚·戈倫夫 的話：「达赖喇嘛一直谴责中共在学校里面用汉语上课，但是这话让人听起来感到虚伪，因为达赖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学校里用的是英语。」。謝劍 又對達賴喇嘛的七百五十萬漢人移民西藏說作出質疑，認為從漢人體質及西藏現有的交通體系來說是不可能的[ 284]
國際法律家委員會 發表的針對西藏狀況的第一份報告認為中國在當地犯了種族屠殺 （在第二份報告裡將「種族屠殺」改為「文化滅絕」）。[ 293] 譚·戈倫夫 認為，這是個冷戰機構，專門收集共產主義國家侵犯人權、制度性不公的記錄，以進行反共宣傳。由於中國拒絕批准，該機構並沒有進入西藏了解實際情況，更加沒有像在1950年代西藏訪問過的70多名西方記者進行調查，並且指出該委員會僅僅聽取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辭，而流亡藏人往往因為受過心靈上的創傷和心理上的需要而渴望得到同情，以及害怕被遣返而誇大其辭，同時指出委員會將一些荒謬的一面之詞作為可靠證據，例如當時從流亡藏人口中得出的「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農奴制」說、「幾乎所有窮人至少有五至六頭牛和三十隻羊」說和「絕育手術」說。他指出這些暴動並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而是由部族的首領和富有的商人發動領導。同時指出，這些人就算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援助，也一定受到了他們的鼓勵。澳洲國立大學 的 John Powers 教授批評譚·戈倫夫的著作，指出他不懂藏文（John Powers本人通藏語），對於西藏只採信負面的說法。外界對他著作的價值看法兩極。[ 295] :20-21 西藏作家嘉央诺布 專文駁斥其書，[ 295] :165 認為他是為中共宣傳的「走狗」[ 296] [ 297] [ 295] :x-xii 。
藏族女作家唯色 的丈夫 王力雄 說：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西藏當地藏族在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扫荡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西藏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並認為中共雖撥款給西藏，但多用於「表面建設」、「排场心理」或「用在地方官員享受」，北京為發展西藏現代化提供的無償撥款與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西藏人無關，如西藏體育館 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擺在大街上讓人們看」，而昂贵程度已经排在世界前列的西藏大廈 就只有经常出入北京的西藏官员能够享受。同時指出西藏上下各級的“現代化”項目所提供的就業機會，絕大部分都是被由藏人為主體的“穩定集團”的“子女”們和“有關係”的人獲得，普通老百姓幾乎從無沾光的機會。唯色 認為：「很難相信許多地方仍處在地獄的專制政權，能將西藏帶進人間天堂。我們承認傳統西藏社會制度有許多問題，但那已經是上個世紀過去了，今日中國竟然存在大量奴隸主與奴隸，所做所為比過去西藏奴隸制還要醜惡黑暗萬倍，他們又有什麼理由妖魔化西藏的過去呢？豈不可笑！」[ 300] 唯色 並認為藏人遭受差別待遇，無法自由進出西藏（需進藏許可證明），漢人則不需這類證明文件[ 301]
作家王力雄 說：「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同時除了在誇大死亡人數方面，也指出达赖喇嘛和西方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誇張與離譜之處，包括「強迫西藏和尚與尼姑當眾性交」、「紅衛兵到處強姦婦女」、「小孩被驅迫為奴工」、「中共曾經誇口要在十五年內根除西藏語言」、「藏人死於中共迫害的人數為一百二十萬」、「在西藏自治區漢人已多於藏人」等說法[ 302] [ 303] 王力雄 指出：「中國執政者很善於把壞事變成好事，事情發生時中國官員總先把責任推乾淨，同時又要利用這類事件為自己擴權找理由與根據。在西藏自焚案中強調是境外勢力操縱與策劃的，因此我們強化鎮壓與維穩是非常重要的。要求中央撥更多經費，要求提高自己的地位與權力，形成了『吃反分裂的飯，升反分裂的官，發反分裂的財』這種官僚集團邏輯[ 305]
藏學家次仁夏加 教授反駁王力雄，說不應將藏人參與文革賦予特別意義，因為文革時不參與革命就是反革命，群眾沒有不參與的自由[ 306] [ 307] 紅衛兵 ，他們看著呢，搞不成。』那些監視著他們父輩的年輕紅衛兵是什麼人呢？他們不是漢人。一個藏人回答我的『為什麼藏人會砸寺廟』的問題時激憤地說：『不砸還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說當時藏人砸寺廟是否都是出於被迫，即使承認這一點，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麼人呢？不錯，有漢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數量上更多）是藏人。」。據班禪的《七萬言書》記載，漢族及藏族幹部聯手對佛像、佛經、佛塔等文物進行大規模燒毀及破壞[ 152]
香港 夏博義資深大律師（Paul Harris S.C.）在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發表研究論文《西藏是否應有民族自決的權利？》，認為根據國際法 觀點，西藏擁有住民自決 的權利，包括自決獨立。[ 308]
美國國會 對中國政府改善西藏的民生、對西藏的建設和發展以及為西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說法表示承認，但同時認為中国政府改变了西藏的传统生活方式，毁灭西藏文化，亦認為中共大量移民到西藏，影响到西藏人的生存[ 144] 徐明旭 對「中國政府在西藏的現代化建設毁灭了西藏文化」一說作出反駁：「確認發展權也是不可剝奪的人權……美國讓印第安人 ﹑愛斯基摩人 ﹑阿留申人 與夏威夷 土著波里尼西亞人 享受現代物質文明﹐是不是也在改變他們的傳統生活方式﹑威脅他們的文化﹑侵犯他們的人權﹖」[ 309]
藏學家Elliot Sperling指出，中國政府在某程度上確實在適應西藏文化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又指出不容忽視遍布在西藏高原 的西藏文化活動。西藏學者Robert Barnett和德國綠黨 領袖Antje Vollmer也承認「文化滅絕」的指控並不正確。美國記者Erik Eckholm也指出，除了在城市生活的少數藏人以外，絕大多數的西藏價值觀以及風格都沒有改變，他們依然保留著明顯的「西藏特徵」[ 310]
西藏在清朝之前，自己擁有一千六百年以上的歷史（吐蕃 王朝），西藏佛教自公元七世紀松贊幹布 法王由漢族、印度、尼泊爾引入西藏，經歷一千三百年的融合，成為藏民的精神支柱[ 311] 清朝 時期乾隆 皇帝以「信黃教所以順人情，安國俗也」政策，認可了藏傳佛教僧侶享有過去已享有的「各種特權」，每年還額外「加賞青稞三百石」，使得相關寺院及其貴族擁有大量的田地、牧場、山林、牲畜，這種情況延續了217年。國民政府 自1934年黃慕松 入藏後開始重視「佈施」並逐年增加經費，延續中國歷代慣例[ 312] 中共 施行「土地改革 （北京 稱為西藏民主改革 ）」與「大躍進 」才被迫中斷[ 313] [ 314] 北京 眼中西藏只是一個長期停留在封建農奴制度下的黑暗、野蠻族群，因此中共若要真正解放西藏 就必須「徹底改造」，經由勞動改造 與強迫僧侶還俗、娶妻，公開焚毀佛教經典等行為來減少宗教迷信，禁止具有西藏民族風格藝文活動來「避免不利於社會主義生產建設」，強化政治教育思想改造。這些政策在近幾年則有改變[ 315] 北京 當局認為：「1949年以前西藏問題是英國 帝國主義 所造成，而後是由美國 帝國主義 所製造。中共 並認為達賴喇嘛 會逃亡，完全是英、美帝國主義 從中煽動所導致」。
英國於19世紀後期曾從英屬印度 派兵入藏要求貿易，1943年，時任英國首相 安東尼·艾登 向時任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 發送一篇政策聲明，內容指出：
西藏政府實際上已認為西藏是一個自治區 ，並一直保持著超過30年的自主權 ；
我們（英方）的態度一直都是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 ，但前提是西藏要被視為中國的自治區[ 317] 在十七條協議後，英國 雖認為印度 對於西藏的綏靖政策 會助長中國共產黨進一步對緬甸 、不丹 、尼泊爾 、錫金 的「訛詐」，但仍支持印度對西藏的態度。
沙皇俄國 認為中國對西藏僅有宗主權 。中共於《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憲法大綱》第十四條中表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自決權。一直承認各弱小民族有與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建政後強調包含藏族在內的全中國少數民族，均有自主獨立建國的「分離權 」。
國民政府 認為二戰 結束後因蘇聯 阻止國軍 登陸旅順 、大連 ，中共 及其同路人在中國境內各地挑撥學生進行反政府示威，鼓動學潮 ，外蒙古 也在蘇聯指使下兵侵新疆 發動「北塔山事件 」，各地事件令國民政府難以應付，自然讓西藏 輕視中央（熱振事件 ），助長獨立意識[ 319]
蘇聯早期認為西藏的赤化 正代表著「美國、英國帝國主義 的失敗」，形容中共 為西藏的「解放者 」。1960年代中期中蘇關係開始破裂，蘇聯開始指責北京 當局「大漢沙文主義 」、「違反馬列主義 有關少數民族權力的原則」，隨後幾年更批評「北京屠殺藏族」、「西藏有自決權爭取成為一個獨立種族單位」[ 320]
在1950年6月，韓戰 爆發，西藏噶廈請求美國提供援助，有學者認為美國在當時表示不願提供軍事裝備或資金援助，直到1962年在印度 配合下，美國中央情報局 才對西藏反抗軍提供了一定的協助，直至1971年停止。
亦有學者認為，在1958年，總共約有三百多名藏人在美國接受訓練，訓練項目包括破壞、布雷、間諜 攝影及摩斯密碼 。1959年，美國中央情報局 從其設在泰國 的秘密基地空投武器、軍火及受過美國訓練的藏人到西藏，從1957到1960年間，共進行四十次空投任務，空投了四百噸物質、器材，但幾乎都被中共抓到。1960年，美國政府下令停止進入共產國家的領空，於是轉而從不丹和尼泊爾的數萬流亡藏人中招募藏人，接受美方訓練，再前往西藏進行遊擊戰 ，為中共帶來一定程度的損傷[ 322] [ 323] 中央情報局 於1955年捲入西藏戰爭，對西藏人員的訓練直到1964年才停止，60年代末期停止大部份的援助，1971年全面停止武器與經費的供應，然而，美國供應的資源從未達到足以影響西藏政局的地步。華府 的目的是希望西藏能提供有用的情報資訊，美國不願中共獲勝，也不幫助西藏獨立。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 進軍西藏後，印度 總理尼赫魯 曾呼籲美國 不要公開指責中共在西藏 的行為，同時主張幫助西藏爭取更多自治的權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認為「印度企圖繼承英國在藏的侵略權益」[ 326] 人民日報 警告印度「不得干涉中國內政」，隨後中印邊境發生衝突。1962年10月22日，中共對印度邊境發動軍事報復。達賴喇嘛 到日本 訪問時中國官媒新華社 痛批：「日本反動政府拉攏印度反動派的反華工具達賴喇嘛訪日，從事罪惡活動，是嚴重的挑釁行為」。印度政府公开为藏人流亡集团提供支持[ 329] 边界问题 上对抗[ 330] [ 331]
2008年3月臺灣 聲援西藏活動 北京国家体育场 前的FREE TIBET LED横幅，北京，2008年8月19日2009年西藏喇嘛在臺北 為爭自由西藏 而祈禱 2012年臺灣臺北市自由廣場 前的藏人抗議與紀念 臺灣聲援圖博 /西藏的人權之火自由愛活動 1959年3月26日，蔣中正 在獲悉西藏事件後發表「告西藏同胞書 」：「中華民國 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我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在摧毀中共政權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 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332]
隨後在1959年3月28日，美國國務院 發表聲明譴責中共[ 333] 聯合國 也分別於1959年、1961年、1965年通過三項決議案，譴責中國侵害西藏基本人權、壓制西藏民族特性、剝奪西藏人民自決權。
1959年4月，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理查德·凯西 在南韓 訪問時表明應該在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 ；英國 外交部則表示反對，擔憂西藏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會創下先例，進而影響到下轄的殖民地 ；中華民國 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黼 也表明反對，認為這個議題屬於中國內政，擔憂西藏問題會讓其他共產國家 藉機提起聯合國中共代表權的問題。
1959年4月9日，印度 總理尼赫魯 在記者會上簡短表達立場：「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國本身的安全，我們也願意繼續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我們也強烈關注西藏的發展」。尼赫魯原本對藏族的遭遇表示同情，又不想得罪中共讓達賴喇嘛 與其他國家有所接觸；直到5月16日，中共駐德里 大使語帶威脅警告印度：「你們不能同時擁有兩條戰線吧？（同時與中华人民共和国 、巴基斯坦 為敵）」尼赫魯被此激怒，6月20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獲准舉行記者會。
1959年10月，國際共產集團 與西方左派律師召開「民主律師國際協會 」，與會的專家學者包含中共 代表一致認為，西藏 在1913年至1950年遭受英國 帝國主義陰謀侵略，因此西藏在此期間是「無主權的區域」（共產國際 執委於1933年指出「英國帝國主義奪取中國東南各省、西藏和西川 」）[ 336]
1960年，4月在新德里 所召開的「非亞會議」通過了支持西藏的宣言。
1960年至1965年的冷戰高峰，聯合國大會上非共產國家代表均以西藏在1951年以前具有獨立地位，譴責外來勢力「侵略西藏」或「軍事入侵西藏」，並譴責以軍事力量強加的十七條協議。中蘇交惡又爆發邊境衝突後，蘇聯 與東歐 各國則在1970年代末期逐漸放棄支持中國，改為支持西藏流亡政府。
英國 曼徹斯衛報1975年6月6日曾專題報導「赤色世界屋脊 」，寫到1967年拉薩 東南方尼艾莫共軍崗哨遭西藏人襲擊後，引發了雙方為期數個月的戰鬥。[ 339]
1978年7月19日，莫斯科 文學報撰文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未遵守十七點協議，並指責毛澤東 是有預謀的故意挑起中藏衝突，來作為屠殺西藏人民的藉口[ 340]
1979年起，聯合國蘇俄 代表開始以「侵略行動」形容中共自1950年以來與西藏間的衝突。蘇俄東方研究所 也開始研究中共是如何摧毀西藏民族、文化與宗教。1980年4月30日，蘇俄宗教事務委員會斯契爾巴科夫 （L.V. Scherbakov）在印度馬特拉斯 進一步表明：「蘇聯將協助任何爭取獨立的國家」，但西藏流亡人士已注意到蘇聯動向（入侵阿富汗 、援助中東內戰），因此對蘇聯願意軍援其建國表示婉謝。
达赖喇嘛在许多国际场合发表演说，包含美国国会 ，澳洲国会 ，在法国 举行的欧洲议会等等，1987年-1988年，達賴喇嘛提出《五點和平計劃 [ 343] 斯特拉斯堡建議 [ 344] 诺贝尔和平奖 。近年诉求藏区的自治，1997年2月13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接受台灣 自由時報 專訪時表示，他並不主張西藏獨立，而是更傾向於「邦聯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攜手下的真正自治，某種形式上鬆散的邦聯，台灣也可以加入[ 346] [ 347] 蒙古国 ）獲得人權、人道、和平[ 348]
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 跟达赖喇嘛的說法有所差別，在與接受董尼德的訪問時表示：「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可仕 被趕出菲律賓 一樣，就像英國人 被趕出印度 一樣！我們是為世代著想，為著後代子孫著想。自治將是個起步」。
1989年，西歐聯盟 （U.E.O）譴責中國的西藏政策，表示：「中國人佔領西藏已有多年，並且剝奪西藏人享受人權的權利」。1995年3月8日，在日內瓦 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大會，通過了有關西藏與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的決議。[來源請求] 立陶宛 通過決議承認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民族 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保證在國際上支持西藏民族合理的願望。
1992年12月15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對西藏 環境的破壞以及經濟的開採，立即停止鼓勵漢人 大量移民西藏的政策，中國政府應立即與西藏流亡政府重新會談，並在會談中討論真正的民族自決 問題。」
1997年4月17日時任駐華大使尚慕杰 在訪問拉薩 時說，美國政府從孫中山 的年代就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 353] 美國總統 克林頓 在北京 出席與中國國家主席 江澤民 的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认此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 354]
1998年8月，意大利 議會代表團訪問西藏，指出藏人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並且享受完全的宗教自由。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 對此作出反駁[ 355]
1998年，美國國務院 發表中國人權報告（1997），報告內容指出：「中國中央政府 和中國的其他省份大量補貼以助發展西藏經濟，其補貼資助在1989-1996年間保持10.5％的年增長。西藏的預算收入超過90％為外來。西藏也從各種各樣的良好的經濟和稅收政策中得益……總體而言，政府的發展政策都有助於提高很多藏人的經濟和生活水平。」但同時認為中央政府破壞了西藏獨特的文化、宗教和語言遺產[ 356]
2000年2月4日，曾受到中共認證「心向祖國」的伍金赤列多吉 （噶舉派 第十七世噶瑪巴 ，又稱大寶法王 ），秘密逃到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 ，並表示全世界的西藏民族都希望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返回家鄉[ 357]
中國流亡異議人士 項小吉 認為：「不尊重人權是中國的普遍現象，中共不僅迫害西藏，也迫害中國人，可能文化與民族上的差異，讓西藏對於這類迫害更加敏感」。中國流亡人士與西藏流亡者共同成立「漢藏協會 」。還學文 表示：「做為一個中國人有時感到很羞愧，共產黨做的事不是我們的錯。」。
2001年11月12日，英國與義大利 決定授予西藏政治犯阿旺桑卓 名譽公民身份。
2004年3月10日，歐洲1800個政府機關響應德國 組織（Tibet Initiative Deutschland, 簡稱TID ）發起的「亮出旗幟」活動，在門前懸掛西藏國旗 。
2004年4月，美國時代雜誌 将達賴喇嘛列入“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2005年1月，美國非政府組織「國際聲援西藏運動」獲得荷蘭 「格武贊獎 章」。
2013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的許多會員在中國的國別人權審查報告聽證會上，對中國逮捕異議人士、在監獄中使用酷刑與執行死刑表示關切。幾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 的學生在會場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 大樓外懸掛標語“中國沒有人權－聯合國為西藏站出來”。中國政府的白皮書則表示「國家對少數民族繼續實施傾斜性政策，少數民族依法享有和行使各項權利。西藏、新疆等民族地區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發展步伐加快，人權保障事業全方位推進」。[ 359] [ 360] [ 361]
下列为部分社团与组织：
于1970年10月在达蘭萨拉 成立的藏独组织，分會遍及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成员超過三万人，是藏独激进派的主要力量。有人质疑他们策划并组织了2008年3月14日在拉萨发生的暴动，和在伦敦、巴黎和洛杉矶藏人攻击奥运圣火的事件，声称该组织主张使用任何方式，包括恐怖主义方式，实现西藏独立。 藏青会否认这种指控，称自己这一代人坚持和平非暴力的斗争方式。[ 362] [ 363] 为设在美国印第安那州 的组织，于1995年成立。 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组织。 于1994年成立于纽约市。
藏人在西藏的“稳定集团”（“国有单位”）[ 364] 內蒙古 的官員背後抱怨北京欺軟怕硬」。亦指出西藏目前的狀態為：社會在任何方面的不滿，幾乎都會轉變為政治上的不滿，隨之就會喊出要求西藏獨立的口號，而西藏的“稳定集团”往往利用政局的不穩定向北京取得巨额拨款、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
“穩定集團”在毛澤東時代以漢人為主體，由於近二十年漢人紛紛調回中國內地，藏人官員掌握實權，新被納入“穩定集團”的名額也主要給了他們的親友，因此“穩定集團”已經越來越多地變成以藏人為主。 於1994年，西藏國有單位幹部職工總數中，藏人所佔比例已經從不足一半上升為67.8%。
中華民國 官方早期維持反共 立場，同時以金錢收買藏人來提防西藏暗中獨立，一度讓流亡政府深惡痛絕。流亡議會曾決議禁止喇嘛 來台灣傳教。1969年，台灣延攬了幾位流亡政府官員成立「噶倫辦事處」，使得台灣與達賴喇嘛之間的關係絕裂。
1985年，達賴喇嘛在美國提出與台灣往來的基本主張。
1994年5月，中華民國 蒙藏委員會 張駿逸 在印度 班加羅爾 與四水六崗衛藏志願軍 簽訂協議，引起西藏流亡政府與議會的強烈譴責，認為民間組織無權簽署類似文件，[ 367] [ 368] [ 367] [ 369] 中華民國 的嘉樂頓珠 隨即去職[ 185] :297-298頁 。
1995年起，台灣 海外學生社團與國際聲援西藏社團結盟。這是因為台灣獨立運動的影響，使得原先惡劣不相往來的關係改善。
達賴喇嘛1997年訪問台灣，與總統李登輝 會面後，過去的誤會都煙消雲散，對藏人來說，台灣 是虔誠的佛教 國家，更是他們最喜歡的漢人之一。
1997年2月，中華民國立委林哲夫 與来自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人士合作成立迪門（Timet）的組織，希望獨立運動能彼此串聯起來。
達賴喇嘛於2001年及2009年曾訪問台灣。
2016年10月，時代力量 立委林昶佐 組成台灣國會西藏連線 ，國民黨 前立法院院長王金平 、民進黨 立委蕭美琴 、尤美女 、段宜康 等30幾位立法委員都加入。由時代力量立法委員林昶佐擔任會長。林昶佐說，「希望透過這個組織，把臺灣國會 聲援西藏的力量串聯在一起」。藏人行政中央 駐台代表達瓦才仁 表示，台灣與國際的連結應該要發揮自己這樣的優勢；西藏問題 不只是統獨，也包含原住民族 、殖民 或反殖民 、環保等，西藏問題是人類面臨問題的混合型，都和人類息息相關。
《达赖喇嘛》
《西藏之夢》(Dreaming of Tibet)：1998年[ 372]
《西藏諜影》(The Shadow Circus : The CIA in Tibet)[ 373]
《旅行者與魔術師
《真師之言》(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374]
《西藏瑜伽士》(The Yogis of Tibet)[ 375]
《憤怒的僧侶》(Angry Monk)
《不再恐惧 》
《當龍吞了太陽》[ 376] [ 377]
其他類似獨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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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達賴喇嘛1987 年在華盛頓提出“五點和平計劃”時稱藏人死於中共迫害的人數為一百餘萬，在近年的演講中，這個字已經變成了一百二十萬。 一百萬的數字本身就已經非常驚人，以二十萬的幅度長，不知道根據是什麼，給人的感覺更像是表達義憤，而不是公佈事實。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譴責“中共曾經誇口要在十五年內根除西藏語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許多學校只是孩童的勞工營”、“小孩被驅迫為奴工、“即使在西藏自治區，漢人也已多於藏人、八九年拉薩藏人抗議期間“中共至少殺害二千五百名無武裝西藏人”⋯⋯也都甚為離譜。在西方廣泛流行的中共對藏人的迫害說法也有許多的誇張，如解放軍強迫西藏和尚與尼姑當眾性交、紅衛兵到處強姦婦女的說法，顯然距離事實相當遠。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性行為在那時被視為極其骯髒和邪惡的事情，對於意識形態觀念最強的解放軍和紅衛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樣的事。如果個別人有那種行為，只應該歸於背後犯罪（對任何人群都免不了）的特例：王力雄（1998）《天葬：西藏的命運》
^ 「西藏百姓有神便拜，他们理解的世界是个多神世界，凡是强大或位高的事物都会被他们赋予神灵特性，为他们所拜。连黄慕松那样的世俗官僚，在进藏路上也曾被藏人要求其为之“摩顶”：『万民争来求福，罗拜帐外，并献金珠饰物，余乃施以摩顶礼，众皆大悦。余之乘舆挂满哈达，俨如活佛出行⋯⋯在加沙未受摩顶之民众，亦沿踪偕来，余乃一一抚慰。盖民众信佛极虔，以为中央大员，必为活佛转世也。』那么以毛泽东和中共表现出的强大，更足以引起藏人百姓的敬畏之心。使毛和中共可以顺利地在藏人百姓中取代传统旧神的，还在于中共意识形态本身和西藏宗教颇有内在相通之处，因此不会使他们的宗教意识发生太大冲突；同时，中共在西藏的专制统治和传统西藏的政教合一统治亦非常相像。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教象征符号，毛泽东比达赖有过之无不及，不仅其作为世俗领袖更加威严强大，而且因为历史上中国皇帝被藏人视为文殊菩萨化身，比作为观音菩萨化身的达赖喇嘛有更高的神格，理所当然地，毛被藏人当作了文殊菩萨。」王力雄《天葬：西藏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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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9月21日，達賴喇嘛於美國議會的人權委員會提出五點：１把整個西藏轉化為一個和平地區，２中國停止危及藏族生存的移民政策，３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４重建保護西藏自然環境，中國應放棄在西藏儲存核子廢棄物，５對西藏問題進行真正的會談
^ 1988年6月15日，達賴喇嘛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中對五點再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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