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十日是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南明兵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史可法組織軍民对清军殊死抵抗。同年四月十八日，清豫親王多鐸成功突破江淮防御线包圍揚州。
四月廿四日，清軍調集紅夷大炮轟擊揚州，史可法再次向弘光帝求援，仍沒有回應。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揚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欲拔劍自刎，為部下所阻。多鐸勸其投降，遭史可法拒絕，多鐸遂下令在軍前斬殺史可法。史可法的部將劉肇基繼續率領余部和城中居民與清軍展開巷戰，經過激烈戰鬥，清軍才占領揚州。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鐸宣布屠城。根據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記》中记载，揚州城被清軍屠殺80萬人，現代有澳大利亚歷史學者安東籬和中國學者張德芬等认为揚州城被屠80萬為誇大之說[1][2][3]。
多铎后来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宣告：“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4]。”
1645年（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四月，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城。当时，有谣传称许定国军要来歼灭高家军，扬州城中士民全都砸坏城门外出逃命，大小船只为之一空[5]。史可法傳檄諸鎮發兵援救，劉澤清逃，北遁淮安。僅劉肇基等少數兵至，防守見絀。十八日，清军兵临城下[6]。当清军初至时，劉肇基建议趁清军立足未稳，率众出击，但为史可法所拒。十九日，史可法於揚州西門樓寫下四道遺書給他的家人，在他死後，希望夫人和他一起以身殉國，願歸葬鐘山明太祖孝陵之側[7][8][9]。
此時多爾袞勸降，史可法致《復多爾袞書》拒絕投降。副將史德威隨可法有年，可法納德威為義子，託以後事；二十五日清軍以紅夷大炮攻城，揚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眾人擁下城樓，大呼曰：「我史督師也！」被俘[10][11]。多鐸勸降他：“前以書謁請，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當畀重任，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我来此，祗索一死耳！”後壮烈就义，终年45岁。总兵刘肇基、骁将马应魁、幕僚何刚、炮队专家陈于阶等皆遇难[12]。
多铎因清军攻打扬州傷亡甚大，攻陷扬州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13]。
王秀楚著的《扬州十日記》是一本記載了揚州被屠城的约八千字左右的小書，有說法認為該書因长期被清廷禁止而无法流通，直到清末才有人将該书由日本带回[21]，清學者姚觐元於光绪八年（1882年）所刻的《禁书总目》中曾记述此書，乾隆時期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亦列有一本名為《扬州十日录》的書，然而在清朝咸豐年間的史書《小腆紀年》卻有引用《揚州十日記》：「臣鼒曰，予讀王氏《揚州十日記》，言可法抑萬里長城之黃得功而用狼子野心之高傑，至謂壞東南之天下者，史道鄰也。此蓋書生率意妄語，無足論也」[22]，且清代史學家計六奇亦有記載清兵在揚州的屠殺。時人對《揚州十日記》一書的部分內容和有關數據有所質疑[23]。
区志坚认为有清一代满汉种族冲突为一个重要问题，明末清初不少明遗民及南明抗清人士，多高举华夷之辨，号召排满。但太平天国被平定后，种族冲突的口实再次成为潜流；及至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北京两次陷落，对外用兵的失败，清朝统治的弊点进一步暴露，知识分子更多由排外转而排满，汉人民族主义日炽，再次复兴满汉冲突的历史记忆。《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此均为排满革命的宣传作品[24]。
陈国庆，曹金生指出，像《揚州十日記》這樣的著作，與嚴肅的史學著述並不相同：「它是文學，文學以形象性和藝術性為特徵，文學是允許誇張的，明末清初詩人吳嘉紀在他的《李家娘》裡對揚州大屠殺作了更加淋漓盡致的誇張：『城中山白死人骨，城中水赤死人血。殺人一百四十萬，新城舊城內有幾人活？妻方對鏡，夫已墮首。腥刀入鞘，紅顏隨走。西家女，東家婦。如花李家娘，亦落強梁手。』我們若因此得出揚州大屠殺殺人一百四十萬人的結論，那就是貽笑史家了。《揚州十日記》不是正史，也不是有史可考的歷史人物記載下來的，作者只是封建社會一個名不見傳的小文人，儘管它所記事實是客觀的，真實的，可靠的，從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揚州大屠殺之慘烈。……《揚州十日記》所記載的史實是極具歷史價值的，但不能用其數據作為孤證，在史學界廣泛引用，左右清史的研究[3]。」
史學家张德芳對《揚州十日記》提供的死亡數字提出質疑，他指出，根据当时扬州附近各个乡村的报告，該地区人口总数是78960户，或者说是495497口。加上在17世纪扬州的人口统计数，揚州府总人口为100万。在各种情况下，攻城时挤进揚州城的人口最大数量至多应该是20万—30万人[25][26]。
张德芳亦指出城外災民大量往城中遷入的說法並不可信，雖然有文獻記載有城外災民為了逃避高傑逃兵而往揚州地中逃去，但只是屬於極個別例子，理據如下[2]：
澳大利亞東亞史博士安東籬（Antonia Finnane）指出《十日記》記載的八十萬數字不可能如此之高，又指出明清戰爭時期的傷亡數字通常都不可靠，認為王秀楚提供的數字最好被理解為對屠殺的可怕程度的表述[1]。
由《扬州历代诗词》所收，不下50首。如黄宗羲“兵戈南下日为昏，匪石寒松聚一门。痛杀怀中三岁子，也随阿母作忠魂。”（清黄宗羲《卓烈妇》）；“深闺日日绣凤凰，忽被干戈出画堂。弱质难禁罹虎口，只余梦魂绕家乡。”（张氏《绝命诗五首》之一）；蒋士铨“明日还家拨余烬，十三人骨相依引。楼前一足乃焚馀，菊花（婢女名）左股看奚忍！”（清蒋士铨（焚楼行》）等等。 康熙年间诗人钱澄之的《扬州》诗：“水落邗沟夜泊船，一般风物客凄然。关门仍旧千樯塞，市井重新百货填。商贾不离争利地，儿童谁识破城年？当时百万人同尽，博得孤忠史相传。”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吴嘉纪《挽饶母》诗也说：“忆惜荒城破，白刃散如雨。杀人十昼夜，尸积不可数。”另一个与王秀楚同时代的诗人顾炎武也有诗说：“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七日围。”（《酬朱监纪四辅》）
清初小说《雨花香》中也提及扬州大屠杀作为背景：“大清兵破了扬州城，只因史阁部不肯降顺，触了领兵王爷的怒，任兵屠杀，百姓逃得快的，留条性命，逃得缓的，杀如切菜一般。”（石成金：《雨花香·第五种·倒肥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