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鄖陽民變，又稱“鄖陽盜亂”“鄖陽起義”，為明代中期成化年間，河南西華的“劉千斤”劉通、“石和尚”石龍、“李胡子”李原等人率数万流民造反的歷史事件。明朝兵部尚书白圭、都御史項忠指挥镇压，四路围攻，最终平定民變。明憲宗后又命都御史原傑負責平撫，并設立鄖陽撫治以及鄖陽府等州縣進行管理。

背景

元朝，荊州、襄陽上游為鄖陽，鄖陽是古代麋國，春秋時期為楚國的附庸，地多有山。元朝至正年間，流賊作亂，終元朝一代，竟不能制。明朝初期，朱元璋命鄧愈以大兵剿除，空其地，禁流民不进入。然而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又多有空旷土地。山谷戹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1]。

正統二年，當年饑荒，百姓纷纷进入此区，之後聚眾者多，所以無所約束，其中有巧黠的人并開始驅役他人。漢中府的官員上報，并稱如果不儘早誅殺，恐怕為後患。明英宗稱：“小民被飢寒所迫，奈何就派兵誅殺呢！”并命御史金敬趕往撫輯。金敬抵達后，貶數人戍邊，其餘都聽從撫輯，但是有為奸犯科的人則潛藏不出。之後再次出現，則勢力有所擴張。有錦衣衛千戶楊英奉使河南，推測其必反，之後上疏請派遣官員體恤饑荒，漸漸控制驅散這些流傳之輩。但沒有批准。而三省長官又多推諉此事非自己境內，於是按照舊例不去管理。

至此，河南西華的劉千斤（劉通）開始發兵作亂。成化元年（1465年），號稱“石和尚”的石龍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於是眾人在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海溪寺稱王，称国號“漢”，建元“德勝”。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眾至數萬人，洗劫襄阳、鄧州境內。當時王恕剛以副都御史出撫，懸榜曉諭，卻未受分討之命。賊狃為故常，不肯散去。王恕上報朝廷請求出兵平息：「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2]

过程

劉通、石龍之亂

成化元年（1465年）五月，明憲宗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直搗其巢^[3]。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鎮守荊、襄的王信猜測劉千斤會進攻房陵。於是率領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劉千斤率領四千餘人圍攻，明軍援絕，王信在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其中派出敢死隊在出城五六里舉火礮，叛軍以為援兵趕來，遂潰敗。王信乘勢追擊，此後升為都指揮同知^[4]。

同年三月，提督荊、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上奏，請求分四路：南漳、安遠、房縣、穀城，以犄角狀並進，剋期會剿。憲宗批准此議^[5]。

同年五月，白圭率兵進入南陽時，與撫寧伯朱永由南漳入，遇到叛軍，誘之到臨城，一同擊破。朱永有病留在鎮中，白圭則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安遠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叛軍見到明軍勢力強大，劉千斤遂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遠安。明軍遂調兵趕往壽陽，截斷其退路，劉千斤退守大市，與石龍會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擊退叛軍，追及於古口山。此日湖廣部隊與其他部隊會合，一同進攻叛軍。斬劉千斤之子劉聰、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并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此時山險，又下雨，白圭遂身先士卒，至格兜，叛軍憑險抵禦。當時各路部隊已會師兩天，卻久攻不下。士兵聽聞主帥白圭親來，更加奮勇。白圭於是命劉清率領千餘部隊，從間道出現在敵軍後部，焚燒其營，使其以為大軍到來。白圭與李震、王儉攻其右路；王信攻其左路；鮑政衝其中路。敵軍數萬迎戰，卻回顧到其營地起火，遂驚走，蹂躡死者無算，斬殺數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行磔刑於集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只有劉長子、石和尚逃到深山中。恰逢朱永病愈，更帥兵搜剩餘叛軍^[6]。

六月，石和尚率眾千餘人，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憲宗命分兵討之^[7]。

之後，石和尚、劉長子聚眾于巫山，石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追擊。叛軍因計窮食盡而投降。石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軍營。繼而並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情上報后，憲宗命搜捕餘黨，叛軍遂平。諸將領忌恨張英有戰功，於是在朱永面前誣陷，稱其多獲叛軍賄賂。因此事，張英被捶殺，大軍班師^[8]。

十一月，石和尚、劉長子受磔刑懲罰。后敘平荊、襄功，進撫寧伯朱永為侯，李震興寧伯，白圭進為太子少保^[9]。

李鬍子之亂

成化四年（1468年）三月，憲宗改戶部右侍郎楊璇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流民^[10].

成化六年（1470年）十月，劉千斤餘黨李鬍子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率領荊、襄流民聚眾謀反。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明軍屢次逮捕不獲，荊、襄、南陽等地遂發生騷亂^[11]。十一月，憲宗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討伐李鬍子^[12]。

成化七年（1471年）正月，右都御史項忠抵達襄陽，看到士兵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前往，憲宗批准。諸將請速進，項忠約束部隊禁止濫殺無辜。兵部尚書白圭則反對調用永順、保靖土兵，以免激化騷動。而項忠則稱流民撤離數量多達四十余萬人，如果中止土兵，百姓聽聞后仍然會生疑；況且賊首仍然潛伏，屆時再調兵則為難。憲宗於是聽從項忠主張，并約束其禁止擾民，用心安撫^[13]。

同年十一月，項忠派遣副使餘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在竹山縣遇到李鬍子，被明軍擒獲。小王洪的五百余眾，屯於鈞州龍潭，亦被明軍擒獲。此後遣送還鄉者有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一萬餘人。當時流民從明初洪武年間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有為非作歹的人。軍隊進入后，死者枕藉山谷。其戍邊湖廣、貴州的人，又多死於路途中，棄屍于江滸。言論者謂項忠此役，實為多濫殺^[14]。

十二月，都御史項忠獻荊、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為其分別定罪^[15]。

成化八年（1472年）四月，給事中梁璟上疏彈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邀功。憲宗稱：“荊、襄流民作亂，朝廷內外都以之為憂慮。現在已經蕩平，就應該談論以後解決方法，不這樣的話就會激怒于天下。”兵部尚書白圭又稱：“項忠所呈上的荊、陽功次文冊，與李震前後比較有不同，請勘別。”憲宗亦沒有聽從^[16]。

同年五月，都御史項忠乞求致仕，憲宗慰留，召還都察院^[17]。

平撫餘事

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荊、襄、唐、鄧之間，皆為長山大谷，綿亙長達千里，所以流逋的人能夠藏聚，這是劉千斤之亂的原因。至李鬍子復亂，流民人數甚至多達一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死者不計其數。國子監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稱道：

“

昔日古人修天下《地理志》，看到東晉時的廬州、松州百姓，流落到荊州，於是荊江之南設置松滋縣令眾人僑居；陝西雍州的百姓，流聚至襄陽，應襄西之側置南雍州令眾人居住。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並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這是前代處理荊、襄流民的方法，非常有用。現在應當任由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平撫，之後設置官員，編制裡甲，寬其傜役，使其安居樂業業，則流民皆可為齊民了。^[18]

”

都御史李賓非常贊同此說，并援其說上疏，憲宗批准。成化十二年（1476年）二月，憲宗命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19]。

成化十二年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上疏道：

“

荊、襄自古為用武之地。宣德年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匿聚為非作歹。正統年間，百姓胡忠等開墾荒田，才開始入版籍，編成裡甲。成化年以來，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現在河南歉收百姓饑荒，只能入山就食，勢不可止，如何保護以後不成後患？所以我呈上三事：首先，荊、襄土地肥饒，皆可用於耕種，遠年入籍的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體恤寬恕，而願回籍者聽由其原；其次，流民潛處的地方多出沒不常，乞求皇上選良官擔任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最後，荊、襄等地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應當在總隘地方，加設府、衛所、州、縣，設立保甲，允許通貨購買衣食物品，設立學校崇尚風俗，則其百姓自然會從善了。^[20]

”

憲宗表示贊同，并命都御史原傑採用此主張^[21]。

同年九月，都御史原傑上奏，得到了憲宗批准。

“

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山勢綿亙，河流四達，盜賊容易出沒。況且鳳陽、陳州，最近都在受災，流民載道。強盜進入霍丘，搶劫物資，逮捕官員，百姓騷動，應該考慮防備措施了。現在請在汝寧所屬信陽等十三個州縣，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總督緝捕盜賊。此外，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容易聚眾，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得權專御盜賊，禁止開採銀洞。此外，商城縣南接六安州有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則在縣北，現在請在馬頭山置縣。^[22]

”

同年十一月，憲宗正式下詔，開設湖廣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當時都御史原傑遍置諸郡縣，無論深山窮谷均親自前往。抵達后向百姓問疾苦并宣達朝廷旨意，百姓均願意附版籍為良民。於是，湖廣、河南、陝西等地的撫、按、藩、臬官員，入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以各自占曠土，官方為其限給丁力，令開墾為永業，以供賦役，并置郡縣統一指揮^[23]。

因此設立^[24]：

淅川县，割内乡县重新设置。
竹溪縣，于湖廣割竹山地而成。
鄖西縣，割鄖、津地而成。
桐柏縣、南召縣、伊陽縣，為河南割南陽府、汝州、唐縣等地而設置。
商南縣、山陽縣，為陝西分析商縣而成；原商縣升爲商州。
鄖陽府，在鄖縣城置，下轄鄖縣、房縣、竹山縣、竹溪縣、鄖西縣、上津縣，并在鄖陽設立行都司和衛所，以保衛其控制。

此外舉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首任鄖陽府知府。原傑又以所地涉及三省，沒有統一指揮，於是推薦御史吳道宏代替自己擔任鄖陽撫治，統領八郡，兼制三省。憲宗遂升吳道宏為大理寺少卿，代替原傑擔任撫治；并馳馬賜璽書，召還原傑，并擔任南京兵部尚書。原傑為平撫殫精竭力，勞苦成疾，在南還途中竟死於驛舍。荊、襄百姓聽聞后，無不流泣。此後憲宗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為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著為此令^[25]。

参考文献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荊、襄盜劉千斤反。荊、襄之上游為鄖陽，鄖，古麋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剿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戹塞，林箐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即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為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謫數人戍，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眾，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為劉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峰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聰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廠立黃旗聚眾，據海溪寺稱王，偽號漢，建元德勝。偽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為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為羽翼，眾至數萬，劫襄、鄧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分討之命。賊狃為故常，不肯散。恕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五月，命撫寧伯朱永為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搗其巢。”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二年春二月，擢鎮守荊、襄王信為都指揮同知。劉千斤之亂，荊、襄震驚。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利。”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三月，提督荊、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剋期會剿。」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荊、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寧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留鎮，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安遠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遠安。即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雁坪，擊賊敗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兜，賊憑險為拒。時諸路兵會已二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顧其營火，遂驚走，蹂躡死者無算，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巖險。會永病癒，更帥兵搜餘賊。”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六月，石和尚集眾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冬十月，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眾巫山，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白玉隨賊嚮往剿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既而並誘執劉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譛於朱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捶殺之，遂班師。”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十一月，磔石和尚、劉長子於市。敘平荊、襄功，進撫寧伯朱永為侯，李震興寧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璇為右副都御史，撫治荊、襄、南陽流民。”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六年冬十月，荊、襄賊李鬍子聚眾反。先是，賊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人。李鬍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往來南漳、內鄉、渭南間，復倡流民為亂，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屢捕不獲，荊、襄、南陽為之騷然。”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十一月，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荊、襄軍務，討李鬍子。”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谷，陷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佈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弱來歸。王彪自變量十人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言：「賊黨困饑寒，出於迫脅。宜敕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十一月，荊、襄、南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敕留撫治。忠之用兵荊、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負險不服，即縱兵剿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餘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鬍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眾五百，屯於鈞州龍潭，亦破擒之。幾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嘗為惡者。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既樹平荊、襄碑，或亦呼為「墮淚」，以嘲忠雲。”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十二月，都御史項忠獻荊、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八年夏四月，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荊、襄流民為患，中外皆以為慮。今及蕩平，即議其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兵部尚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荊、陽功次文冊，與震前後不同，請勘。」上亦不聽。”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荊、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溫旨答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略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荊、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亙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並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裡甲，寬傜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28）：“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傑往蒞其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秋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疏言：「荊、襄自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鄒百川、楊繼保匿聚為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裡甲。成化年來，劉千斤、石和尚、李鬍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經條上三事：曰荊、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為之撫綏，軍衛官為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荊、襄上流，為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為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傑采其言用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九月，都御史原傑奏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荊、襄，東連鳳陽、霍丘，山勢綿亙，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帑藏，執縣官，民庶騷動，誠宜思患預防。今請於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令二司巡守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尤眾，請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俾得專御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縣馬頭山。」詔悉如所言行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府，即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遍置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原附版籍為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藩、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為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為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為商南、山陽二縣，而以商縣為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又即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畫既定，乃上其事。”
^ （清）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38）：“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為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己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為大理少卿，代傑撫治。馳璽書賜傑召還，以為南京兵部尚書。傑勞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荊、襄之民聞之，無不流泣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為右僉都御史，開府鄖陽，著為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