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革命始于10月23日的学生抗议事件。随后抗议事件开始扩散,数千人向布达佩斯市中心议会大厦游行。同时,一些学生进入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放其诉求(英语:Demands of Hungarian Revolutionaries of 1956)时遭到逮捕。电台外的示威群众于是要求释放学生,遭楼内国家保安局人员(秘密警察)开火袭击,造成多人死伤。此次事件成为了革命的導火線,随着消息的传播,革命快速展开,布达佩斯陷入混乱和暴力之中,原匈牙利政府倒台,政治犯纷纷获释。为了反抗苏联的镇压,数万匈牙利民众武装起来,与秘密警察和苏军交火,一些共产党党员和秘密警察被私刑处死。同时,匈牙利民众组建“工人委员会”夺取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政权,并提出了政治变革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纳吉·伊姆雷成立了新政府,解散原劳动人民党和秘密警察,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预备舉辦自由选举。10月底,苏军行动受挫,一度从布达佩斯撤离。随之冲突缓和,匈牙利短暂恢复平静。
出于对苏联侵略的恐惧,匈牙利攝政王霍爾蒂开始和同盟国政府展开停战谈判。结果1944年3月19日,德国出兵進駐了匈牙利,但霍爾蒂政權仍然運作。1944年10月霍爾蒂在布達佩斯皇宮被德軍士兵逮捕,建立了由極右政黨箭十字黨領導的亲德民族團結政府,匈牙利由盟友變成傀儡。1944年12月末,在苏联军队占领匈牙利后,匈牙利成立的临时国民议会(匈牙利语:Ideiglenes Nemzetgyűlés)接受了共产党人提出的政府成员名单和施政方针。最初,匈牙利共产党行事比较谨慎,他们宣布新成立的匈牙利会依靠“所有民主人士”,该政府中仅有两人是共产党人,其他成员是四个非共产主义左翼政党(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国家农民党(英语:National Peasant Party (Hungary))、进步资产阶级党(英语:Civic Democratic Party (Hungary)))的代表,政府中还有攝政王霍尔蒂政权相关人士和两位前往莫斯科参与停火谈判的将军。而施政方针包括没收大片私有土地、对银行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同时方针也承诺给予民众民主和自由的权利,尊重私有财产,在贸易和轻工业方面鼓励私人投资。[1]:51945年3月17日,临时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前政权全部“法西斯分子”、面积超过100霍尔特(1霍尔特(英语:Hungarian units of measurement)=4316平方米)的地主以及面积超过200霍尔特的农民以及任何土地超过1000霍尔特的个人,其土地全部被国家征用。约占战前全国35%,共93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重新分配,其中的58%分给了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其他被收为国有或留作公用用地。不过,虽然富有者损失了大量土地,但是小农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土地只增长到11000平方米,很难维持生计。[1]:8-9[12]
基于苏联模式,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于1950年启动了五年计划(匈牙利语:Ötéves terv (Magyarország)),目的是使工业产量在短时间内实现大幅增长。[20]由于需要向苏联出口原材料和技术以及拉科西全面“清洗”原政权技术人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与苏联一样,匈牙利也未能实现五年计划的预定目标。不但如此,五年计划事实上还破坏了匈牙利现存的产业结构,使得1949至1952年的实际工资水平下降了18%。[20]尽管50年代初,匈牙利人均国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出现下降。国民收入被大量投入到工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实际可支配收入出现下降。管理不善还引起了长期的食品短缺,面包、糖、面粉、肉类不得不定量供应。[31]自1951年起,居民的日常用品需要凭票据才能购买。[32]除此之外,强制认购国债更进一步降低了个人收入。结果,1952年工人和其他职员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只达到1938年的三分之二。而与之相比,1949年却是1938年的90%。[33]伴随着攀升的外债和持续的食品短缺,这些政策的消极影响日渐积累,民众的不满也与日俱增。[34]
在冷战的背景下,到1956年美国针对匈牙利及东欧集团的政策普遍趋于紧张。1953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了重点发展空军与核武器,削减陆军和海军开支,以战略轰炸作为非对称威胁,以对苏联的挑衅做出大规模反击的“新展望政策(英语:New Look (policy))”作为国防战略。根据这一政策,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鼓励欧洲国家凭借自身力量脱离该集团,另一方面却不愿和苏联发生军事冲突,从而使冲突升级为核大战。因此,美国决策者只能考虑除“推回”以外的其他方式来削减苏联在东欧的影响。遏制政策应运而生,其主要方式包括经济和心理战,秘密行动以及与苏联就东欧国家地位的问题展开谈判。[42][43]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称,如果苏联一方再发生一次像波兰那样的起义,美国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反共宣传的材料,从而实现美国的利益。[44]:145不过,中央情报局领导人艾伦·杜勒斯称虽然他正在匈牙利构建广泛的网络,但是当时中情局在匈牙利没有驻在机构,会说匈牙利语的情报人员和当地支持者尤为稀缺。中情局内部记录提及“我们当时(在匈牙利)完全没有任何的情报行动,连哪怕是可以被误认为是的行动都没有”。[44]:1491956年夏,为了应对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匈牙利提议扩大与美国的双边经贸活动,美国对此作出积极反应,两国关系出现缓和。不过,由于担心与西方改善关系会削弱匈牙利共产党的统治,匈牙利内务部(英语: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Hungary))出面干预,双方谈判陷于停滞状态,未能取得任何成果。[43]
当天上午,匈牙利党政代表团乘火车返回布达佩斯,格罗在火车站就访南之行发表讲话。当得知学生的游行计划时,格罗被激怒。随后,格罗、雷瓦伊与《自由人民报》的代表会面,他们指责来访者丧失理智,低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表示党和政府有办法对付制造混乱者,游行将被坚决制止。当代表团中有人问及如果青年们不顾禁令坚持游行时该怎么办,格罗和雷瓦伊毫不犹豫地表示“那就开枪”,雷瓦伊还一再重复这句话。中午12时53分,电台播放了内务部长比洛什·拉斯洛(英语:László Piros)禁止游行的通令。为此,匈牙利作家协会、裴多菲俱乐部和大学生代表多次前往党中央要求解除禁令,他们认为禁令会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据当时参会代表回忆,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慌作一团,心急如焚,但又一筹莫展,“格罗是从办公室冲出来的,其他人面色苍白,束手无策。奥普罗·安托尔高举双臂带着哭声向裴多菲俱乐部负责人坦佐什·加博尔(匈牙利语:Tánczos Gábor (tanár))说:‘...请你们挽回局面吧!’”下午2时23分,内务部长比洛什又通过广播解除了此前的禁令。[1]:90
苏联领导人对布达佩斯发生的事情感到无比诧异和困惑,而劳动人民党领导人格罗·埃诺更是惊恐万分。为了平息众怒,10月23日10点半左右,格罗召开政治局中央委员会会议,当时没有任何领导职务,党籍刚刚恢复几天的纳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各方展开激烈争论,但一致认为为恢复秩序必须立即宣布戒严令。临近午夜时分,赫格居什·安德拉什表示如果不能稳定局势,将求助于苏联军队。会议还决定对政治局进行重大改组,具有强烈改革意识的多纳特·费伦茨(匈牙利语:Donáth Ferenc (politikus))与洛松齐·盖佐进入政治局,政治局还同意由纳吉组建新政府,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总理)。[1]:107-110格罗还向苏联大使安德罗波夫和领导人赫鲁晓夫通电话,请求苏联出动坦克进行支援。[45]:458-459
除了坦克部队外,苏军有许多步兵乘坐在坦克上,由于没有装甲保护,他们在狭窄的街道受到了两边高楼发射出的子弹的袭击,许多士兵被击中。袭击他们的除了前一天晚上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小分队和分散的携带武器者,也有匈牙利士兵。面对苏联的入侵,一些本来举棋不定的匈牙利军人开始转向,出现整营军人集体投向起义者的情况。其中,大部分军事院校的学员都同起义者站在了一起。兹里尼军事学院(匈牙利语:Zrínyi Miklós Nemzetvédelmi Egyetem)的全体学生在院长的率领下集体倒戈。起义者在首都展开巷战。他们在交通要道设置路障,在市内各个广场和工人聚居的第七、八、九区狭窄的街道上,用电车铁轨、石块、铁棍、水泥板等垒起层层障碍物,手工制造燃烧瓶(莫洛托夫鸡尾酒),烧毁了不少苏军坦克,逃出的坦克兵在街道中被击毙。在过去10年中,匈牙利青年在学校和工厂接受过与外国侵略军开展游击战、巷战技巧的训练。他们很多人熟读过《青年近卫军(英语:The Young Guard (novel))》等苏联文学著作,于是效仿当年苏联游击队战士的榜样抵抗苏军。在戴阿克·费伦茨广场,他们用绳索迫使坦克停下,将打开炮塔盖出来整理拉绳的士兵击毙,从路边把汽油瓶扔进坦克炮塔盖,坦克乘员有的毙命,有的身子着着火逃出,没跑多远也被击毙,[1]:117此外还有些人还缴获了几辆苏军坦克。面对抵抗,苏军接到可以开火的命令后,大肆开火报复,导致不少无辜平民死亡。中午,苏军坦克驻扎到了议会大厦外。[1]:118[49]
科苏特广场距党中央大楼数百米,当时政治局正在召开会议。随着苏联士兵转向的消息传开,很快数万人聚集到了科苏特广场,人们高呼“打倒格罗!”“苏军万岁!”此时,议会大厦对面的农业部(英语:Ministry of Agriculture (Hungary))大楼房顶上忽然有密集的轻重机枪子弹向广场上的人群扫射。广场上立即有人死伤,人们纷纷四处寻找藏身之处,有的人卧倒,有的人从窗口跳入农业部,还有人逃入了议会大厦。一些爬在地上和逃入周边胡同的人仍遭射杀,这一状况持续了十多分钟。[38]:159[57]广场上的死伤者包括了妇女和儿童,20多辆坦克载有的苏军士兵也有中弹,看到此景,苏联坦克向楼顶回击开炮才制止了屠杀的持续。[49][58]在得到了从秘密警察处缴获或人民军士兵提供的武器后,有群众进行了回击。[49][57]此次事件中,有近百人被打死,数百人受伤。开始,人们用救护车运送死伤人员,后来救护车不够用便使用公共汽车和卡车运输,车辆在经过的路面留下长长的血迹。纳吉通过电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十分激动,一小时后解除了内务部长比洛什的职务。此次事件后,原本趋向缓和的局势再次紧张起来。[1]:126-127
小分队各自为战
此时,匈牙利军队的中央指挥体系已经随着抗议者对政府的施压而瓦解,军队面临分裂。布达佩斯和乡下的大部分军队并未参与抗议,而当地军官通常也会避免对抗议者与革命者使用武力。[9]从10月24日至10月29日,在50个地区仍然发生了71起军队和民众的武装冲突,[9]另一方面据后来的国民卫队全国司令部统计,到10月底共有2000名军人与起义者并肩战斗。起义者最早建立的武装据点位于布达的塞纳广场(匈牙利语:Széna tér (Budapest))。10月24日早晨,人们聚集在那里一个尚在建设中的地铁站,从附近车库找来许多大汽油桶建起路障,通过一个下午的战斗,成功阻止了苏联坦克的通过。第二天,这个武装据点在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凯毛尔·埃克兰(匈牙利语:Ekrem Kemál)和59岁公共汽车司机萨波·亚诺什(匈牙利语:Szabó János (forradalmár, 1897–1957))的主持下改组。在萨波的指挥下,青年工人和学生,甚至十几岁的小伙子和姑娘都加入进来。27日,这支队伍接受了一批从矿山强制劳改营获释的犯人,人数进一步增加。10月底,塞纳广场小队被编入国民卫队,指挥部迁入警察局,萨波也成为全国革命委员会委员,他曾极力阻止部下采取残暴行为,1957年1月被卡达尔政府处死。革命期间,战略、战术都是通过公开的民主会议来决定,所有成员均可发表意见并参加讨论。[1]:136
10月24日凌晨,在布达佩斯东站前的鲍罗什广场(匈牙利语:Baross tér),参加过攻打广播电台和附近武器库的武装小分队未能阻止苏军坦克的前进,退入附近胡同分散行动。26日,在仪表工人、共产党员尼茨盖尔什堡·拉斯洛(匈牙利语:Nickelsburg László)的召集下,小分队重新集合起来建立了统一的武装小分队。后来卡达尔政府公布的材料称,参加尼茨盖尔什堡武装组织的人中有许多黑社会分子、小偷、妓女及其他各类犯罪者。1961年,尼茨盖尔什堡和一些其他成员被处决。[1]:136-137革命者还攻击苏军和秘密警察余部。基拉伊·贝拉带领的部队袭击了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大楼并处决了数十位可疑的劳动人民党党员、国家安全人员和军人。照片显示受害者曾遭到拷打。[59]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家拜赖茨·亚诺什(匈牙利语:Berecz János (politikus))在他所出版的受政府赞助的白皮书中称叛乱者拘留了几千人,还有另外几千人上了叛乱者的死刑名单。这本书说,10月31日在考波什堡,64人遭到监禁,其中13人是军官。[60]
10月24日早晨,一些起义者聚集在科尔文大街并占领了电影院和四周的居民房。最初,一个小分队在此利用步枪、手榴弹和“莫洛托夫鸡尾酒”燃烧瓶袭击苏军坦克,并利用缴获的几辆装甲车击毁了许多坦克。随后此地人数快速增加,31日已达3000人。开始时由26岁的年轻人伊万·科瓦奇·拉斯洛(匈牙利语:Iván Kovács László)领导,30日经过选举由彭格拉茨取代。基利安兵营内原有1000多名工兵辅助部队,23日晚广播电台冲突发生后曾有群众进入抢夺了少量枪支弹药。兵营最初保持中立,但当士兵看到科尔文大街的起义者击毁的坦克燃烧起来后,一些士兵加入了起义阵营,训练其使用机枪和手榴弹,并提供饮食。24日,在军营内的一位政工军官的带领下,一些士兵袭击了起义者,俘虏了10多个人,双方于是爆发冲突。第二天早晨,起义者包围并开始攻打兵营。[1]:138
10月28日黎明前,匈牙利国防部的一些军官制定了一项计划,准备当天由苏、匈部队彻底摧毁科尔文大街和基利安兵营。从28日凌晨开始,一些匈牙利军队配合苏联坦克和大炮,对这一地区发动进攻。两个据点的抵抗者从街道两边的高层建筑物的窗口使用机关枪和冲锋枪还击,封锁了进攻者的道路。冲在前面的坦克被击毁,失去掩护的士兵不得不停止进攻。苏军指挥部在5点半决定暂停进攻。为了攻占此地,苏军指挥部要求派遣空军用轰飞机轰炸该地区。当纳吉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打电话通知国防部领导人断然表示拒绝,如果苏军一意孤行,他将立刻辞职。[1]:14228日上午,布达佩斯街头苏军和抵抗者的战斗仍在持续。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决议,改变此前对10月23日以来事件的定性,认为虽然有“反革命分子混入”,但此次事件本质上不是反革命运动,是一场席卷全国和广泛人民性的民主运动,授权纳吉稳定局势。由于受到空袭计划的触动,纳吉决定争取主动,前往苏联大使馆(匈牙利语:Szovjetunió budapesti nagykövetsége)与安德罗波夫会谈。会谈期间,安德罗波夫多次离开会议室与莫斯科通电话。最后,赫鲁晓夫同意了纳吉要求格罗、赫格居什、比洛什和鲍陶流亡莫斯科的计划,双方初步实现停火。[1]:145[65][66]
布达佩斯市委大楼位于火车东站附近共和国广场(匈牙利语:II. János Pál pápa tér (Budapest))(今约翰保罗二世广场)南面。23日后,在原有3名警察的基础上,又调来了48人两个排的保安部队。24日苏军开入布达佩斯时,曾派来三辆坦克前来守卫,后奉命撤离。事件发生前,有传言称此地关押了之前被捕者,有人甚至传说听到了拷打犯人的声音。另外,不久前莫雄马扎尔古堡发生了秘密警察向示威群众开火的事件,也刺激了示威者。[76][78][79]从30日凌晨开始,众多武装人员开始严密监视共和国广场,10点左右完成对市委大楼的包围。在一些人试图闯入大楼的过程中,双方开始交火,战斗十分激烈。在被围的3个小时内,市委不断向政府、国防部、警察局和各处兵营求援,但援军迟迟未到。而进攻一方在大楼守卫者的猛烈火力下伤亡惨重,抢救伤员的人也纷纷中弹,进攻者愈为愤怒。[1]:165-167
在得知市委大楼被围后,纳吉立即指示国防部派坦克前往支援,兹里尼军事学院的一名党员学员担任连长,率6辆坦克前往。到达后,坦克恐吓性地朝天开火以驱散人群。在人群的劝说下,一辆坦克违背命令朝市委大楼开火,其他坦克也纷纷效仿,无视连长停火的命令开始攻击市委大楼。广场上爆发起一片欢呼。在坦克的支援下,武装人员冲入大楼。面对绝境,布达佩斯市党委书记迈泽·伊姆雷(匈牙利语:Mező Imre (politikus))决定投降并坚持亲自前往谈判。迈泽带着其他两人打着白旗走出,刚走上马路就被冲锋枪子弹击倒。迈泽胸部中弹,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38]:177[80]另外一位军官遭到殴打后被人用铁丝捆着腿倒挂在了树上,胸部遭到多次刀扎,心脏被挖走。有受伤的守卫士兵被绑在卡车后在广场上拖来拖去,还有被俘士兵被刺杀、踢死或用枪托打死。临时组成的行刑队枪毙了两批俘虏。有两人在试图逃入围观人群时被人从背后击毙。此次事件中,有20名人被杀,一些人死于私刑。[36][79]数小时后,共和国广场的场景出现在了苏联的新闻纪录片和共产党机构的宣传里。[80][81]事件发生后,匈牙利革命的领导人对此表示谴责并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并停止暴力,[82]局势开始趋向平静。此前不久,苏斯洛夫和米高扬从匈牙利向苏联发回的报告态度已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态度较之前大为悲观。他们认为匈牙利革命最后只能依靠武力来终结,而匈牙利军队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如果出动匈牙利军队,他们很有可能倒戈,投入革命者的阵营。因此,苏联军队有必要重启军事行动。[35]:188
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和其他城市,“针对苏联的敌视和不信任”也在增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否认了相关报道,但承认匈牙利事件对增援与匈牙利长达560公里边境地区的军队产生了“不良的心理影响”和“敌视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情绪”。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高层人士发出警告,称混乱局势会“诱使(匈牙利)反革命军队进入我国,煽动斯洛伐克地区叛乱”,而斯洛伐克南部地区主要由匈牙利族(英语:Hungarians in Slovakia)定居;“如果苏联和匈牙利军队(从匈牙利北部)撤离,(捷克斯洛伐克)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足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的入侵。”[35]:194同时,匈牙利局势对东德和苏联本国也产生了冲击。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东柏林的紧张形势迅速升温,东德高官奥托·格罗提渥称“波匈事件表明敌人在寻找社会主义阵营的薄弱环节,并企图以此将其击垮”,他十分清楚东德就是这“薄弱环节”。根据最新解密档案,早在1954年春夏之交,苏联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就发起过抗议活动,争取政治讨论和持不同意见的自由。1955年下半年,一些莫斯科国立大学的学生开始出版报纸,积极讨论有争议的政治话题。大学管理者曾试图对此进行压制,但学生们通过其他方法继续出版报纸。随着1956年去斯大林化的展开,苏联多地都发生了混乱和示威活动,引发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1月4日前后,包括莫斯科国立大学、列宁格勒国立大学、莫斯科航空学院、高尔基大学(英语:Ural State University)等在内的苏联多所大学和学校爆发了反战的抗议示威活动,参与者中不乏共青团团员。首都以外的骚乱,其规模和频繁程度对苏联领导人冲击很大。于是,苏联政府命令克格勃安全部队开展全面镇压。在雅罗斯拉夫尔等边远城市,特种防爆部队强行驱散了学生组织的要求苏联撤军的示威活动。在莫斯科,一些学生和教师发起集会,“谴责苏联武装干预”。克格勃部队于是被派往莫斯科国立大学将他们逮捕。此后,苏联政府通过校方将相关参与者开除并加强了共青团在意识形态领域对学生的影响活动。[35]:194-198
国际反应
西方国家此时同样不知所措,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匈牙利语频道吸纳有很多愤怒的匈牙利移民,他们不断对革命者进行鼓动。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在10月24日曾建议召开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讨论匈牙利问题,不过安理会未能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106]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当时世界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当双方停火后,英法以三国合谋(英语:Protocol of Sèvres)引发了苏伊士运河危机。这一事件虽然没有转移美国的注意力,但使得美国谴责苏联的行动的难度大大增加。正如时任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所说:“我们无法一边抗议苏联的所作所为,另一边又允许英国人和法国人借机向纳赛尔出手”。[43]尽管杜勒斯此前还曾号召将共产主义“推回”,“解放”东欧,但是杜勒斯于10月27日和28日两次表示表示:“我们不把这些国家(波兰和匈牙利)视为潜在的军事盟友”。此时此刻,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匈牙利只驻有一位工作人员,而与他的联系也随着苏联军队的入侵而中断。10月31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电视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杜勒斯的说法。[45]:459[47]
凌晨3:00,苏联坦克沿着多瑙河佩斯一侧分两队直插布达佩斯,一队从南顺索洛克萨里路(Soroksári út)北进,另一队由北顺瓦西路(英语:Váci út)南进。因此,在枪声打响前,苏联人实际上已将布达佩斯一分为二并控制了所有桥头堡,并以背后宽广的多瑙河掩护后方。装甲部队穿越了布达并于4:25首先向布达厄尔什路(匈牙利语:Budaörsi út)的匈牙利军营开火。随后不久,苏联炮兵和坦克的炮火声在布达佩斯各区都能听到。[127]旋风行动结合空袭、炮击以及17个师的步兵装甲兵协同作战。[128],部署了T-34-85中型坦克,新型的T-54、IS-3重型坦克、ISU-152式重型突击炮和敞篷BTR-152装甲运兵车(英语:BTR-152)。[129]与首次出兵相比,苏军再次出兵时手段更为残酷,即使是在平民区,只要有任何房屋的窗口射出一枪,苏军坦克就会把整幢房屋轰为平地,哪条街道遇到抵抗,整条街的居民都会受连累。苏军坦克通常沿着道路缓慢前进,同时不加区分向建筑物开火。在街上被枪弹击毙或被炮弹炸死的平民数以千计。由于苏军封锁了道路,伤员无法送入医院。拉科齐大街(英语:Rákóczi út)和于勒伊大街等主要街道被炸为废墟。尽管如此,布达佩斯的几个火车站附近、塞纳广场、莫里兹·日格蒙德广场、古布达的施密特修道院(匈牙利语:Kiscelli kastély és parkerdő)、盖勒特山和城堡山(英语:Várhegy)等处,苏军仍遭到顽强抵抗,几天内有近百辆坦克被炸毁。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是基利安兵营和科尔文夹道。在此,苏联坦克排列在附近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兵营围墙,数百位抵抗者誓死不降,经过3天战斗后除少数重伤员外全部阵亡。[1]:225[130][131]
苏联军队攻占布达佩斯时,纳吉·伊姆雷、卢卡奇·格奥尔格、洛松齐·盖佐和拉依克·拉斯洛的遗孀茱莉亚在南斯拉夫政府的邀请下躲进了南斯拉夫大使馆(英语:Embassy of Serbia, Budapest)。在得到苏联人和卡达尔政府保证他们可以安全离开匈牙利后,纳吉和其他人于11月22日离开大使馆,随即被捕并押往罗马尼亚斯纳戈夫软禁,由苏联克格勃“反革命事务”顾问鲍里斯·舒米林主持审问。软禁期间,各方曾多次要求纳吉认错并表示支持卡达尔政府,以换取宽大处理,遭纳吉拒绝。卡洛伊·久洛在劝说纳吉失败后向卡达尔政府提议对纳吉进行审判。次年4月14日,纳吉被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安全机关正式逮捕,与其他人一同运回布达佩斯。洛松齐在监狱中等待审判期间发起绝食抗议,由于狱卒“无意中将喂食管插入气管”而死。[169][105][170]1958年6月15日,经过秘密审判,纳吉、马莱特、吉姆斯等人被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叛国罪”和“组织军事暴动罪”等罪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遗体被秘密下葬于布达佩斯郊外的市属公墓(英语:New Public Cemetery, Budapest)。[171]此外,明曾蒂主教于11月在美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因匈牙利政府没有取消在1949年对他的叛国罪判决,在此后15年里一直住在美国大使馆。由于身体健康恶化和梵蒂冈的请求,他于1971年9月离开大使馆前往奥地利。[172]
12月,苏联知名学府莫斯科铁道工程学院的100多名学生举行集会,强烈批判苏联的侵略行为,他们称“卡达尔和他的工农革命政府之所以掌权,依靠的完全是苏联军队的刺刀。”据时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伊万·马尔琴科(俄语:Марченко, Иван Тихонович)报告,集会的演讲者谴责苏联的波兰和匈牙利政策,“(演讲者)说苏联国内的媒体正在向人民传播着假消息,错误描述着匈牙利的实际情况,‘说谎称匈牙利正在发生白色恐怖’...他还表示反对苏联在波兰驻扎军队,称驻军没有必要,波兰没有这些军队也没有问题。”在全联盟国立电影学院,数十位学生被指责就波兰和匈牙利问题“传播有偏见的信息”,据报道有超过一半的学生通过收听美国之音来了解此次事件。12月12日,克格勃逮捕了电影学院中进行“有害的政治讨论”的学生,这次逮捕行为激发了超过350名学生新一轮的抗议,抗议者中还包括着不少共青团员。他们称“克格勃的行为错误且粗暴,让人回想起了过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作所为。”学生们要求当局告知他们逮捕的法律依据是什么,之后审判是否公开。集会的组织者威胁将召开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经过莫斯科市党委官员的劝说后,他们放弃了之后的示威活动。此次事件过后,集会的组织者大部分都被逮捕并开除。[35]:197-198
1956年10月28日,约5千5百万美国人观看了埃德·沙利文主持的综艺节目,时年21岁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猫王)第二次担任主角,沙利文呼吁观众向从苏联侵略中逃离出来的匈牙利难民提供帮助,普雷斯利在1957年1月6日沙利文的另一场节目中露面,再次呼吁大家进行捐助。普雷斯利还在节目结束时献唱福音歌曲《宁静山谷(英语:Peace in the Valley)》,他觉得这首歌很贴合当时的氛围。至1957年底,这些捐赠由总部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分配,包含食品、衣物和其他必需品,总价值达2600万瑞士法郎(1957年折合6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5460万美元。2011年3月1日,布达佩斯市长塔罗斯·伊斯特万(英语:István Tarlós)在普雷斯利死后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作为感谢的象征将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最重要的两条街道交叉处的广场以普雷斯利命名。[192]
^Györkei, Jenõ; Kirov, Alexandr; Horvath, Miklos. Soviet Military Intervention in Hungary, 1956.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1999: 350. ISBN 963-9116-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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