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世報 Social Welfare 1919年5月4日封面
持有者 益世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者 雷鳴遠 創刊日 1915年10月10日 語言 國語 总部 天津 国家地区 中國 發行量 35,000 (1931年天津版) OCLC 编号47623169
《益世报 》(英語:Social Welfare ;音译:I Che Pao [1] 或Yi Shih Pao [2]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一家隶属于天主教会 的报纸,由比利时 籍神父 雷鸣远 于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 创办。[1] 虽然是天主教 报纸,《益世报》内容并不拘泥于宗教,涉及范围广泛,长期持反日爱国之立场,[3] 是新文化运动 时期京 津 地区的重要报纸。[4]
1916年添设北京版,是五四运动 中第一家被查封 的报纸。[5] 七七事变 后,天津版主编生宝堂 被日军 诱捕杀害,继而停刊。先后在昆明 、重庆 复刊,至抗日战争 胜利后,在天津复刊。在于斌 主教带领下,逐步形成天津 、北平 、南京 、上海 、西安 、重庆 的《益世报》网。因于斌反共 立场,被中国共产党 批评。[6] [7] [8] 1949年前后关停后,刘守荣 之子刘益之 又创设有新加坡 《益世报》,仅经营四个多月。[9]
《益世报》各地版本相对独立,其中以天津版发行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10] 因天津版之编辑经营长期被刘守荣、劉豁軒 兄弟控制,又有“刘家报 ”之称。[11] 与《大公报 》《申报 》和《民国日报 》一同被称为“民国 四大报刊”。[12] [3]
筹备经过
1901年,雷鸣远来华传教 ,并于1906年成为天津总本堂 望海楼教堂 的本堂神父 。[13] [3] 他在传教的过程中宣扬救国理念,吸引到包括马相伯 在内等著名天主教徒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其教徒集结发行《救国》小册子。[14] 1911年,盐山县 王耀华创办的《教理通告》,后被雷鸣远接手,后改为周刊 《广益录》作为华北 天主教会 的机关报 。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 》,雷鸣远为宣扬民族意识 ,筹办《益世报》。[3]
《益世报》的筹备得到当时在天津创设《大公报 》的英歛之 之帮助,以1913年雷鸣远在欧洲的筹款,加上朋友借款,总计不到四万元开始发行。创刊时,雷鸣远以独资任董事长,选定劉守榮為總經理,杜竹轩 為副經理。劉守榮,字浚卿,雷鸣远在天津传教时入教,舉凡雷神父在天津所發起的事業和活動,從籌畫到實行,他無不參與。为避免被视为受外國支配,报馆选址不在租界内,而是在天津南市 榮業大街。为达到发行的广告效果,在天津闹市设立广告牌,写道“雙十節將如何?”一度引来天津警察局的关注与询问。至1915年雙十節 ,广告牌揭幕,改为「益世報出版了!」[1]
报纸开办后,各教區賀函附帶著捐款源源而來。[1] 随后,周刊《广益报》改为周刊《益世主日报》,以《益世报》收录时事新闻,《益世主日报》收录教会新闻。[3]
发展历程
老西开事件
1916年,西开教堂 竣工,法国领事 以保护教堂为名义,派军队将驻守教堂的中国警察全部缴械逮捕,引发民众抗争 。《益世报》总经理刘守荣慷慨演讲称“我国虽未亡,而外国人对待我国如亡国一般”,力挺抗争。雷鸣远 则认为此次事件影响教会在华形象,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 ”的口号。二人带领《益世报》广泛报道、积极支持和声援天津市民的抗争活动。[10]
从1915年到1916年,雷鳴遠與天津紳商組織「維持國權國土會」,以《益世報》為言論機構,组织上街遊行、罷工罷市,天津地區天主教教會,包括大部分神職及教友都有参与,乃中國天主教 第一次的愛國行動之一。[15] 《益世報》以公开信形式,要求要求法国撤离老西開,引发法国领事馆责难法国籍主教杜保禄 。自此,天津教會不再支持《益世报》。[1]
1917年,报馆遷至東門外小洋貨街。[1] 因为激烈的反法 行为,雷鸣远与好友湯作霖一同被遣使會 惩处,雷鸣远被调往浙江 ,湯作霖则被调往位于南半球的基多 ;湯作霖拒绝调任后,随即被剥夺神权 。[15] 雷神父上書教廷 ,請教廷下達指令,准許《益世報》繼續發行。[1] 1918年,雷鸣远离开中国,返回欧洲,期间还资助中国旅欧勤工俭学的学生。在欧洲期间,他到梵蒂冈控诉法国传教士,建议撤销法国的保教权 、让中国人自己管理教会。[14] 尽管收到了教会的惩处,雷鸣远却在中国人里收获了很高名望。[3]
五四运动
在雷鸣远动身前往欧洲以前,1918年5月,时任美国驻华公使馆 副领事伯尔(英語:Roger A. Burr )向其出资60,000墨西哥元 收购天津、北京的《益世报》,但并未获得京师警察厅之批准。[16] 同年,成舍我 经由李大钊介绍到《益世報》北京版從事兼职编辑。[17] 1919年2月,北京的《益世报》节译《华北明星报 》(英語:North China Star )及《京津泰晤士报 》,刊载日使向中国外交部施压之消息,引发北京警方传唤益世报主笔警戒。随后《顺天时报 》刊登文章指“中日之亲善乃中日共存之根本”,引北京《益世报》编辑潘云超于2月9日发表社论批评驳斥。2月15日,世界报界联合会会长威廉 北京宣传威尔逊主义 ,北京报馆经理杜竹轩负责接洽。[16]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 爆发,《益世报》采取支持学生的立场。5月23日,《益世报》北京版刊登成舍我 所写的社论〈安福与强盗 〉,惹怒安福派 政客。5月24日,京师警察厅包围了南新华街 《益世报》北京馆,逮捕总编潘云超 ,查封报馆,成为五四运动中首家被查封的报馆。京畿警备总司令部致函京师警察厅,指《益世报》前一日刊载的〈山东第五师全体士兵敬告全国同胞电〉 系“煽惑军队,鼓荡风潮”,要求警察厅即刻查封报馆。[5] 当日,《华北明星报》的美国记者爱番司[16] (或译乌理查·挨朋[5] )偕中美通信社 经理陈廷谟京师警察厅与司法处晤谈,请求保释潘云超。[16] 询问不能保释原因时,司法处白处长谈及日本公使馆 派人质询警察厅为何不直接对学生开枪。[5] 翌日,《华北明星报》刊文指《益世报》被封实因背后“受驻京某公使抗议之影响”,并指出《益世报》在美国注册。随即京师警察厅援引法律,称“民国元年 九月以后,外国人不得在北京添开营业”、“不准私揽洋股”,认定《益世报》乃中国人承办,美国不得干涉。[16]
25日下午,美国大使芮恩施 前往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潘云超,并求见外交部部长代理陈箓而被因病推脱。26日,美国公使馆向北洋政府正式抗议,芮恩施还前往总统府拜访徐世昌 ,要求尽快解封《益世报》。27日,美国驻华公使馆宣布《益世报》法律程序齐备、为美国人所有,当日英美驻京记者致函徐世昌,认为中国政府对待《顺天时报 》和《益世报》厚此薄彼,要求维持《益世报》。31日,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 断然否认《益世报》为美国人所有,安福派 、交通系 均力阻《益世报》北京版重新发行,徐世昌无法调停。潘云超被捕之事令《益世报》因此销量大增。6月15日,天津《益世报》在北京、保定之邮寄亦被北京巡警所查处。6月22日,潘云超 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期间成舍我代行北京版总编辑职责。[16]
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 期间,《益世报》是京津地区的重要报纸。[4] 《益世报》副刊《语林》长期关注左翼文化 运动,发表左翼文学作品。[18] 1919年7月下旬,为宣扬俄罗斯十月革命 所带来的思潮,周恩来 带领天津的大学生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10] 1919年8月,回民爱国领袖马云亭 和朱氏二兄弟因抗日宣传,被当局枪决。周恩来撰写《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再问〈益世报〉》等文章,批评《益世报》只关注军阀混战,并未关注国难。《益世报》随后转载了周恩来的文章,并增加了相应的报道。[3] 后来,北洋政府 向天津协成印字馆施压,要求不准其印刷该报纸,《益世报》则出面代印。[10]
1920年至1924年周恩来 赴西欧勤工俭学 时,被该报聘为特约记者。[19] [20] 先后为《益世报》撰写长篇通讯达57篇之多,总字数达25万多字。[21] 其内容主题包括反映欧洲社会情况、反映勤工俭学学生的斗争。1921年6月,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爆发了大规模斗争,先后写下了《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等文章,以期拒绝北洋政府向法国政府秘密借款。中国驻法公使馆 发布布告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后,又写了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信《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描述留法学生的对此的抗争。[21]
军阀干涉
1922年,路友于 开始担任《益世报》北京版编辑,于1923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与共产党员李大钊 、国民党员于右任 在组建国民党北方执行部。[22] 1924年,受李大钊介绍到北京报馆工作的成舍我 ,因嫌报馆沦为军阀 工具,辞去《益世报》的工作,独立创办《世界晚报 》,获得广大读者青睐;[23] [24] 4月即因报道江浙战争 时被当局以“混淆视听”之理由被查封。[4] 1927年4月,奉系 军阀张作霖包围庇护左翼分子的苏联大使馆 ,逮捕了《益世报》北京版编辑李大钊 、路友于 ,并判处死刑。[22]
1923年起,颜旨微 出任天津版总主笔,仿照梁启超 “新文体”,以浅近文言评论时事,与上海《商报 》主笔陈布雷 其名,当时有“北颜南陈”之说。[12] 颜旨微立论折衷,流畅易诵,对各派立场持调和态度,曾连续发表十余篇社论批评北洋政府大举外债。[25] 奉系军阀以《益世报》“宗旨乖谬,别抱阴谋,对于东省 政局污蔑诋毁意图挑拨”为由,要求东省各地查禁《益世报》的北京版及天津版。[26] 1924年,由于天津《益世报》在直奉战争 反奉 拥直 的立场,為了避免奉系軍閥的干擾,遷進意大利租界 。[1] 1925年,奉系 军阀进入天津,刘守荣被逮捕,报纸被强行接管;[26] 其后三年,天津报馆都是由奉系军阀所经营。[3]
1928年夏,国民革命军 北伐 成功,奉系势力被逐出关外 ,《益世报》得以恢复之前立场。[3] 1928年10月,天津版总主笔颜旨微,应陈布雷 邀请前去南京担任蒋介石 秘书,但不久就以父母已老、不习惯南方生活为理由辞职。[25]
反日宣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国民政府 实行不抵抗政策。[27] 当年,天津版日發行量達35,000份,与天津《大公报 》持平,影响力一度超越《大公报》。[28] 1932年1月,该报聘请在上海 的罗隆基 来天津当主笔,[27] 强烈抨击当局的不抵抗政策,《益世报》因此受到停止发行的处分。[29]
1933年《塘沽协定 》签订后,罗隆基在《益世报》上发文,痛斥国民政府是“对外屈服,对内欺骗”。1933年秋,国民党 蓝衣社 暗杀罗隆基未遂,国民党天津市党部 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对《益世报》给予“严重警告”。1933年底,迫于压力,罗隆基不被《益世报》续约。[27] 钱端升 继任主笔,数月间针砭时弊,因为写《论华北大势——兼送黄郛委员长南行》被迫离职。[30] 期间劉守榮總經理逝世,劉豁軒繼任。[1] 黄郛离开天津后,宋哲元 代替黄郛 管治北平、天津一带, 罗隆基取得宋哲元的谅解,重返《益世报》,期间发文反对国共内战,要求一致对外抗日。[27]
人事斗争
1928年,刚从南开大学毕业的劉豁軒 被聘请为总编辑,协助兄长刘守荣打理报社。[31] 自1928年天津设立特别市 后,阎锡山 、张学良 和宋哲元 争夺天津之控制权,轮流委派天津市长 。[18] 1932年7月,《益世报 》创始人、北平版编辑杜竹轩 ,因心脏病 突发逝世[32] :4195 。1934年,刘守荣因病逝世。1936年,劉豁軒患病辞职。[1]
1936年初劉豁軒辞职后,雷鸣远以益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名義委常务置事李渡三李渡三 繼任總經理。[1] [33] 雷鸣远当众嘱咐李渡三报纸应当忠于天主教 、保持政治独立及爱国、避免任用私人。然而,李渡三任用私人,接受他同乡、山西軍閥阎锡山 的津貼,并且偷偷将股份转售给并非天主教徒的閻印封 ,并且宣布剥夺雷鸣远董事長头衔,自己取而代之。[1]
1936年6月2日,因李渡三与日本人往来密切并以报馆名义领取津贴,[33] [34] 雷鸣远带领强壮的修士和教友,乘夜間進入報館, 將李閻二人驅逐,委生寶堂為總經理,并当日刊登于《益世报》上。宗座 駐華代表蔡寧 发表声明,指出《益世報》為天主教報,雷鳴遠為該報董事長。[1]
1937年7月28日,日军侵入天津 ,逮捕了前《益世报》经理刘豁轩 。生宝堂拒不刊用日本同盟社 的稿件,继续刊登各地抗战 新闻和爱国文章。日本当局禁止《益世报》在天津市区发行,《益世报》报社在意大利租界 内继续发行,还派人把报纸偷运到海河 南岸的英 、法租界 去零售。生宝堂住在万国桥 南侧的法国租界 ,日本特务设埋伏于万国桥上,拦截了生宝堂的法国牌照汽车,绑架生宝堂至日本宪兵队。[35] 当日与生宝堂议事的罗隆基则躲过一劫,翌日便离开天津南下。[36] 生宝堂受尽严刑,被活活地折磨致死。[35] [37] 9月5日,天津《益世报》因此停刊。[38]
1937年后
异地发行
1937年9月天津版因日军杀害主编生宝堂而停刊后,雷鸣远与南京教区 主教于斌 合作,1938年12月8日在昆明 复刊,期间雷鸣远还到昆明报馆看望编辑,并要求延续天津报馆之抗日精神。[14] 1940年3月24日,《益世报》迁往重庆 继续发行。[38] 在此期间,《益世报》内部人事与企业关系都和天津版没有任何关系。[3] 1940年6月,雷鸣远去世,于斌接任报社董事长。[38] 1944年12月25日,在天主教会 支持下,《益世报》西安 版创刊。[39]
抗日战争 胜利后,天津版于1945年12月1日复刊。[10] 1946年4月11日,聖座 宣布在中国建立圣统制 ,于斌 升任南京总教区总主教,并致力于致力于在天津 、北平 、南京 、上海 、西安 、重庆 6个城市设立《益世报》网,并筹组天主教益世广播电台 。因于斌之反共立场,其本人被中国共产党 列为国共内战 之文化战犯 ,[8] 《益世报》亦被中国共产党 攻击。[6] [7] 期间新设立有南京 版及上海 版,各自于1946年6月15日、1946年11月12日创刊。[38]
渗透与关停
1946年8月,中国共产党 地下党员 刘时平进入北平 《益世报》担任记者。[40] 1946年12月,驻扎北平的美军士兵强奸国立北京大学 先修班学生沈崇 ,引发全国性游行示威。北平市警察局、中央社 、国立北京大学训导长陈雪屏 隐瞒沈崇北京大学就读身份,并指其并非良家女子。[41] 时任北平《益世报》采访部主任的刘时平 查阅国立北京大学学生注册表,确认了其国立北京大学学生身份,并公布了消息。[42]
1948年7月《新民报 》被关停后,南京教区 总主教于斌 于8月邀请《新民报 》主编邹震 任职《益世报》南京版,并称愿意付与全权。邹震因此安排中国共产党地下党进入该报工作,逐步控制了报纸的编辑权,并通过转载旧金山 和新华社 的广播内容,获得欢迎。在此期间,报纸的销量也从原来一天500份,上涨到近三万份,在南京仅次于《中央日报 》。1949年3月7日,发表《论停止接受美援问题》社论,指责美国援助导致中国之内战 不能结束;该社论随即被美联社 转载,并在香港、华盛顿引起关注,国民政府随即决定逮捕作者宣谛之 。[43]
1949年前后,各地《益世报》先后停刊被中国共产党当局接收。[10] [43] [11] 天津《益世报》停刊后,刘益之辗转前往新加坡,受到于斌的支持,聘请到刘以鬯 、刘文渠 、张冰之 、钟文苓 、赵世洵 等知名香港 报人,1952年5月创设新加坡 《益世报》,创刊后四个月随即就停刊。[9]
版本概要
《益世报》1915年10月10日在天津 创刊,是以天津版发行时间最久,影响力最大。[10] 1916年2月8日,开始发行北京版,与天津版销售采编相对独立。[38] 此后扩展有多地版本,均相对独立。[38] 按照创设时间顺序,梳理如下:
1937年前
后方复刊
昆明版:1937年8月天津《益世报》停刊后,雷鸣远与南京教区 主教于斌 合作,使得《益世报》得以在1938年12月8日在昆明 复刊。[46] [14] 1940年迁往重庆 。[14]
重庆版:1940年3月,创设重庆 版。[46] 抗战胜利后,刘守荣 之子刘益之奉命从重庆返回天津 ,重建《益世报》。[11]
西安版:1944年12月25日,在天主教会 支持下,《益世报》西安 版创刊,报社位于西安南大街12号。对开大报,初为3日刊,后改日刊。中途停刊,由天主教西安教区接办,1947年10月10日又复刊。发行人兼社长高思谦、马在天,副社长赵玉璞,经理蔺效如兼总编辑,主笔刘中流。主张“以言论报国”,持反共立场。1948年4-5月间该报又由魏步青接办,卢兖任社长,直至停刊。[39]
1945年后
参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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