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婁迦讖（Lokakṣema），又叫支讖，生卒年不詳（大約2世紀）。东汉时來自月支（貴霜帝國）的佛教僧人。為最早将大乘佛教典籍翻译成中文的譯經僧[1]。
其本为月支國人，故稱為「支」，「婁迦讖」為梵語Lokakṣema（英语：Lokaksema (Hindu prayer)）的音譯，意為“世界太平”。在东汉桓帝末年（約167年）到洛阳，于汉灵帝时（178—189年）翻译《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經》等十餘部佛典，是最早将大乘佛教传入中国的西域高僧[2][3]。支婁迦讖所譯術語多用音譯，少用意譯，譯文晦澀難懂，又以無為、自然、本無等老子及道家詞語來譯般若經，支敏度說他「凡所出經，類多深玄，貴尚實中，不存文飾」[4][1]。
安世高所译的佛经是說一切有部教典，而支娄迦谶所译的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最大的大乘佛经，涉及般若、華嚴、寶積、涅槃等部。後來「般若」学说不但为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深入平民中间，成为汉晋南北朝时的显学[1]。
支谶译籍几乎全属大乘，為大乘典籍在汉土翻译的开端。支谶的译籍反映了龙树以前印度大乘经典流行实况，他译的《宝积经》、《阿閦佛国经》、《般舟三昧经》都是构成大部《宝积》的基层部分。《道行经》是大部《般若》的骨干。《兜沙经》又属于大部《华严》的序品。呂澂認為可见印度的大乘经典开始就是向境、行、果各方面平均发展的。支谶译出的《阿闍世王经》（异译本题名《文殊普超三昧经》，道安经录说它出于《长阿含》不确）、《问署经》（也作《文殊问菩萨署经》）、《內藏百寶經》、《首楞严三昧经》，都以文殊为中心，发挥“文殊般若”的法界平等思想。这些方面暗示出文殊对于大乘传播的重要关系[5]。
对于以后义学发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道行经》。大乘学说本来以般若的缘起性空思想为基础，由于这部经的译出便有了趋入大乘的途径。又因当时思想界有道家的“无名为天地始”等一类说法，恰好作了接受般若理论的准备，也就是通过这类思想使般若理论更快地传播开来。因它译文过于简略，好多义理难得彻底了解，引起了朱士行的西行求法，与《道行》同源异流的《大品般若》也陆续有各种异本的译传[5]。
歷代經錄對支讖譯笈的記載很不一致，《出三藏記集》載為13部27卷。《歷代三寶記》增為21部63卷，《開元釋教錄》認定為23部64卷。呂澂《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認為支讖譯笈現存8種19卷[1]。
支婁迦讖譯中出現的「 遺曰（←日）羅」及其較短形式「 遺曰（←日）」，它們的原語詞形很可能就是與梵文vaitulya和vaipulya對應的口語形式*vevulla/ *vevull(a)。…… 約九十年前，荻原雲來認為「遺曰羅」是vaipulya的不準確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