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罗·夏尔·艾马尔·萨特（法語：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國哲學家、劇作家、小說家、編劇、政治活動家、傳記作家、文學評論家。他是存在主義、現象學哲學的關鍵人物之一，也是20世紀法國哲學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的思想、學說等也影響及社會學、批判理論、後殖民理論、文學研究。儘管試圖拒絕，他還是獲得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他總是拒絕官方榮譽，並表示「作家不應該讓自己變成一個機構」。[1]
萨特還因與著名女權主義者、存在主義哲學家、作家西蒙·德·波娃之间的開放式關係而聞名。两人一起挑戰了他們成長過程中的文化、社會假設和期望，他們認為這是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思想。壓迫性的、精神上破壞性的一致性（mauvaise foi，字面意思是「惡意」）、「真實」的「存有」方式之間的衝突成為薩特早期作品的主要主題，這一主題體現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法語：L'Être et le Néant，1943年）。[2] 萨特在其作品《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介绍了其哲学思想。（法語：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1946年）。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萨特在波尔伏的陪同下到指定地点集合。萨特先在南锡受训，然后調派到布鲁马斯，成了气象兵。他的工作是把观测到的风向通知炮兵连，其他时间则用来阅读和写作。1940年6月21日，萨特随部队转移到阿尔萨斯，在法德边境时被德军俘虏，那天是萨特35岁的生日。在萨特被俘几个小时后，法德之间的停战协议开始生效，这种偶然性如荒诞戏剧般在萨特身上重演。萨特开始被关在斯特拉斯堡和南锡之间的巴卡拉。8月中旬时，他被遣送至德国特里尔的一个战俘营。在战俘营期间，萨特读了马丁·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并撰写、组织了话剧《巴理奥纳》。最终他以眼睛有疾病根本不可能打仗为理由，使德军军官相信他不是士兵而逃出战俘营。萨特回到巴黎后创办了一个抵抗组织，名为“社会主义与自由”（法語：Socialisme et liberté）。起初萨特想和其他抵抗组织联合起来，但却被当作是“法奸”而遭拒绝。1941年萨特解散了这个组织，但在两年后萨特又获得了信任，重新加入了抵抗组织，为《法国信使报》和《法兰西文学》做工作。
1943年萨特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专著《存在与虚无》（法語：L'Être et le Néant），仍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萨特希望把自己多年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进这本哲学专著中。写作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的，因为煤炭短缺和电力供应不足，萨特就到住所附近的花神咖啡馆，用乙炔照明来写作。书问世后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职业哲学家都关注着这本书。但《存在与虚无》从一开始就难以為学术界正统权威所接受，他们觉得这本书过于离经叛道，不能入哲学的殿堂。这本书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使得存在主义成为195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潮，而这本书也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运动的奠基之作。
战争期间，萨特还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法語：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第一、二卷。书名最初定为《魔鬼》，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并在“二战”结束前陆续完成了这本书的第一卷《理性时代》（又译《懂事的年龄》或《不惑之年》，法語：L'Age de Raison）和第二卷《延缓》（又译（缓期执行，法語：Le Sursis）。小说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精神状态，但重点却在描绘主人公和情妇如何支配他们的自由：她是否应当流产，他是否要与她结婚。小说的前两部于1945年9月出版，第三部《心灵之死》（又译《痛心疾首》，法語：La Mort dans L'âme）则于1949年发表。第三部中政治和哲学色彩明显的变得厚重起来，使这小说的续集不是很成功。《痛心疾首》是萨特在抗德胜利之后创作和发表的，期间萨特在思想上、政治上、伦理上、与苏共和法共产生了分歧。他试图建立第三政治势力（革命民主同盟）的努力遭到失败后，不得不与法共既联合又斗争，思想上充满矛盾，政治立场暧昧不明。他的小说原构思为布吕内和重伤复员的马蒂厄联手领导战俘一起走向巴黎解放，共奏自由的凯歌，所以原题名《最后的机会》。但赞尼事件使他对法共极为失望，小说无法继续，戛然而止，只得将《最后的机会》更名为《痛心疾首》，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自由之路”。
萨特对创造戏剧也充满兴趣，在这之前他只在战俘营写过《巴里奥纳》。1943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苍蝇》（法語：Les Mouches）的剧本。這个剧本是为了唤起法国人的自由意识，也是为了萨特当时一个叫奥尔加的情人。奥尔加当时在学演戏，希望萨特能为她写一本剧本。《苍蝇》取材于古代传说，但萨特对这个传说作了改造。剧本通过了德国的审查后在6月首次上演。演出得到了好评，并让奥尔加开始出名，但德国很快查觉了这部戏的含义，不久后便停止了演出。这次成功使萨特倍受鼓舞，并开始构思新的剧本。1944年，萨特的新戏《间隔》（法語：Huis-clos，又译《密室》）公演。这部戏只有三个演员，同时自始至终同时在舞台上。大致情节是：三个人，一男两女，他们死后被安排在一个房间裡。每个人都需要其中另一个人，而每一个又都妨碍另外两个人彼此依靠，最后终于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次演出大获成功，戏剧中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法語：L'enfer, c'est les autres）成为萨特最为人熟知的一句话之一，萨特甚至受邀進行一个关于《间隔》的演讲。而后萨特又创造了一些戏剧，包括1946年《死无葬身之地》（法語：Mort sans sépulture，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1946年《毕恭毕敬的妓女》（法語：La Putain respectueuse，或译《可敬的妓女》，曾改编拍摄为同名電影），1948年《肮脏的手》（法語：Les Mains sales），1951年《魔鬼与上帝》（法語：Le Diable et le Bon Dieu，萨特本人非常喜欢这本剧本），1953年《基恩》（是对大仲马戏剧《基恩》的改编），1955年《涅克拉索夫》，1959年《阿尔托纳的死囚》（法語：Les Séquestrés d’Altona）。
在传记小说上，萨特于1944年完成《波德莱尔》（1947年出版），1949年完成《让·热内：戏子与殉道者》（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1952年出版，该书原为让·热内一本书的序，完成时却长达578页，成为自有书籍史以来最长的一篇序）。
二战后的政治主张
1955年，萨特与波伏娃在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周年庆典。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萨特主编了评论杂志《摩登时代》（法語：Les Temps modernes），编辑部成员有西蒙·波娃、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莫里斯·梅洛-龐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而后萨特开始被人称为存在主义者，并开始越来越出名。萨特并不喜欢这个称呼，后来则开始接受。1945年10月，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法語：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讲。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些基本观点，指出存在先于本质：「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可透過任何觀念定義前便既存的存在，這個存在便是人，又或者像海德格尔所說的人的實在性。」萨特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称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而这时期，萨特关于文学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提出了“介入”的主张，认为作家须通过作品对当代社会、政治事件表态，从而保卫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并提出：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的口号。为了更系统地阐明自己的观点，萨特写了《什么是文学》一书，分6期连载于1947年的《现代》杂志上。萨特试图论证散文较之诗歌而具有的优越性，并提倡一种对作者与读者皆属自由行为的实用文学，宣称作家的责任在于塑造世界。1948年2月萨特接受邀请担任革命民主同盟（法語：Rassemblement démocratique révolutionnaire）执行委员，开始“介入”政治活动，但不久就和其领导人胡赛之间产生分歧并且日趋严重。第二年四月，萨特自己召开了一个革命民主同盟大会，在大会上宣布同胡赛对着干。而此时，萨特的政治立场介于左翼与右翼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因此倍受两方面的攻击。
日常生活中萨特喜欢看电影、听爵士乐，他还经常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里写作，他一生保持着这个习惯。他平时的生活放荡不羁，尝试过迷幻剂和安非他命。他常常住在朋友家里，并与很多女性有过暧昧关系，其中很多女性一直接受他在生活上的支助直到萨特去世。但同时萨特从未断绝同爱人西蒙娜·波伏娃的关系，他们互相订立著名的「兩年契約」經常扩期，儘管西蒙娜·波伏娃在1947年的美國之旅結識的美國作家艾格林，雙方維持三百多封的「越洋情書」（Lettres à Nelson Algren）。西蒙娜·波伏娃死后和萨特一起合葬在巴黎蒙帕纳斯公墓。萨特是“左岸”知识分子中著名的中心人物，但后来却跟他许多昔日的老友发生争执，如雷蒙·阿隆、阿尔贝·卡缪、亚瑟·凯斯特莱以及莫里斯·梅洛-庞蒂等。而五十年代积极的政治活动，又使他赢得了“世界良心”的声誉。同时萨特最终也没有得到学院派的承认，他是法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声名如此显赫而除了在中学执过教却从未进入高等学府正式任教的哲学家。
……因此無所謂人性，因為沒有上帝去創造這個概念，人赤裸裸地存在。他不是想像中（conceive）的自己，而是意欲（will）成甚麼才是甚麼；他存在之後，才能想像他自己是什麼，這是在他躍進存在之後意欲的（what he wills himself to be after this thrust toward existence），人除自我塑造之外甚麼也不是。（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對己存有（for-itself）是有時間性的（temporalization），這意味著他本來「一無所有（it is not）」，他「自己創造自己」。在單一個自由謀畫中堅持不懈，並非永不改變該謀畫。相反，我們看到，我從事的謀畫可以永恆不斷的更新。「人除了自我塑造之外什麼也不是。」（Man is nothing else but what he makes of himself.）
文学创作
萨特用多种文学形式进行了成功的创作，并对文学批评和自传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剧本作为传达其哲学的一种手段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著名的台词“他人即地狱” （L'enfer, c'est les autres）即出自于其中之一的《间隔》（法文：Huis-clos，又译《禁闭》）[6]。除了《恶心》外，萨特的另一部主要小说是《通往自由之路》三部曲，其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一种不那么理论化、更实践的存在主义方法。[7]
^"Minnen, bara minnen" (ISBN978-91-0-057140-5) from year 2000 by Lars Gyllensten. Address by Anders Österling, Member of the Swedish Academy. Retrieved on: 4 February 2012.
_-_Jean_Paul_Sartre_and_Simone_De_Beauvoir_welcomed_by_Avraham_Shlonsky_and_Leah_Goldberg_(cropped).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