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位于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麓山东麓，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始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迨及清光緒三十一年（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至今仍为湖南大学下属的办学机构，历史已逾千年，是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文化大革命期间岳麓书院以及岳麓山上一些其他文化遗迹遭到严重损毁，文革后修复[4][5][6][7]。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嶽麓山風景名勝區重要观光点。
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据点，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麓山寺创立，至今仍保存完好。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六朝建道林寺。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唐末五代智璿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璿等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8]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7）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至今书院所存明代“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关于“四大书院”有多种说法，但唯有岳麓为诸家共推，反映了古之学者对岳麓的推崇。
两宋之交，岳麓书院遭战火洗劫，乾道元年（1165年）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重建岳麓书院。他还延聘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更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张栻主教期间，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访，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描绘“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次会讲，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所以不仅是长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声更加远播，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绍熙五年（1194年），在岳麓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次来到潭州，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经过他的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到繁盛时期，理学史上颇负盛名的“湖湘学派”即发展于此。[9]
1275年，元兵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岳麓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战斗，城破后大多自杀殉国。元统治者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潭州学正刘必大主持重建岳麓书院，仅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开始恢复生机。延祐元年（1314年）郡别驾刘安仁再次主持大修。元末战乱再起，岳麓书院又于至正十八年（1368年）毁于战火。
明初，明太祖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政策。重视地方官学的复兴，而不倡导书院教育。全国书院颓废，岳麓书院也因此沉寂了百余年。成化（1465–1487）年间，书院开始逐渐恢复。宣德七年（1432年），由民间集资促成岳麓书院最早的一次修复。成化五年（1469年），长沙知府钱澎再次兴复书院，但不久又废。弘治七年（1494年）长沙府通判陈钢终于使岳麓书院基本恢复旧貌。自明宣德始，经地方官员陈钢、杨茂元、王韬、吴世忠等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书院的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现存建筑基本格局。
正德二年（1507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来岳麓讲学。[10]王守仁住在寿星观，他写下了《长沙答周生》、《陟湘于迈岳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怀友生丽泽兴感伐木寄》、《游岳麓书事》、《次韵答赵太守王推官》和《吊屈原赋》。[10]王守仁及其弟子在岳麓书院的讲学是继南宋湖湘学派之后，岳麓书院的又一次重要学派活动，导致了岳麓书院又一个学术繁荣期的到来。[10]
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御赐“敬一箴”（即程子四箴）。
明清之际，著名的爱国主要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书院之盛，振美一时”。[9]
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部队进攻长沙，与明朝官军进行激战，书院在混战中被毁。
清初朝廷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1652年（顺治九年）曾调令：“各提官督率教官、生儒，务将平日所习经书义理，着实讲求，躬行实践。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及号召地方游食无行之徒，实谈废业。”然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的呼声日趋强烈。就在顺治帝诏令各地“不许别创书院”的当年，湖南巡抚彭禹峰就聘请长沙府攸县县学生刘自主持岳麓教事，并未受到处罚。
随着统治的日益巩固，顺治末年对书院的抑制政策开始松弛，康熙、雍正二朝进而实行支持和鼓励政策。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周召南下令重建岳麓书院，基本恢复了原有规模。1674年（康熙十三年），吴三桂发动三藩叛乱，攻克长沙，刚刚修好了才４年的岳麓书院即兴即毁。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巡抚丁思孔又重建岳麓，置膏火田数百亩，并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
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春，康熙帝賜御书“学达性天”匾。
1743年（乾隆八年），乾隆帝赐御书“道南正脉”匾于岳麓書院，岳麓书院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再次获得肯定，四方求学者络绎不绝，书院教育达到了鼎盛，培养出了一批批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生徒。
乾隆后期至嘉庆、道光年间，书院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期间罗典、欧阳厚均各主院27年，创建和恢复书院古迹数十处。1833年（道光十三年）巡抚吴荣光仿学海堂制，在此创设湘水校经堂，首开湖南书院教学改革之风。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天国军进攻长沙，岳麓书院受到战火毁坏，史称“书院毁半”，随后院长丁善庆率诸生捐资又逐次修复。1868年（同治七年）巡抚刘昆主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修建。清末，岳麓顺应历史潮流，设译学、算学等科，增置时务和西学图书，进行了教学改革。
清末实施新政，废书院而兴学堂，“岳麓书院”于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被湖南巡抚赵尔巽奏废为湖南高等学堂（1897年长沙时务学堂创立，1899年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与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奉令停办，工科学生按志愿送到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和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南巡抚岑春蓂奉旨创办的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继续学习。同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命迁入。民国四年十二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志·建制第二》载：“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即故岳麓书院。”（第2页）。1917年，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奉令停办，并入武昌国立师范学校（今武汉大学），同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接收了前湖南高师的全部校产和一部分教师。1926年湖南工业、商业、法政三个专门学校合并，正式成立省立湖南大学，仍以岳麓书院为一院，新建校舍为二院。1937年，省立湖南大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确立为国立湖南大学。
1938年4月，日本战机轰炸湖南大学校园，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毁。1941年4月日机再次轰炸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御书楼、半学斋、静一斋等处均中弹倒塌，文庙大成殿及孔子像被炸毁。抗日战争胜利后，岳麓书院部分建筑被修复。[11]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湖南大学被撤消。在湖南大学旧址上，以原湖南大学土木系和基础教育部为基础，合并其他一些大学的相关院系，组建中南土木建筑学院。1958年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扩充后改名湖南工学院，1959年复名为湖南大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岳麓书院只剩残垣断壁，几成废墟，岳麓山上其他一些文化遗迹包括云麓宫、自来钟（飞来钟）、五轮塔等也均遭到损毁[4][5][6][7]。20世纪80年代初，湖南大学对其着手修复，岳麓书院开始大规模修复工程[4][5]。
1986年10月，在历经5年大修后，岳麓书院正式对外开放参观。湖南大学先后在此成立文化研究所和下属学院（名即为岳麓书院），招收历史、哲学等专业本科、硕士和博士生。
1988年，国务院将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
中国古代书院的学规，是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其内容包括书院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修身治学的准则、日常生活及为人处世的通则等。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颁《白鹿洞书院教条》于岳麓书院，这是岳麓书院最早的正式学规，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到了清代，原有学规已不合时宜，历任山长开始对学规加以扩充和修订，其中影响最大、最广为人知的是山长王文清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
岳麓书院大门上的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道尽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事实。纵观岳麓书院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在北宋，山长周式便“教授数百人”。南宋理学家张栻出任山长后，岳麓书院成为湖湘学派的发源地，培养出了一批“岳麓巨子”。[13]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来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讲，历时两月，史称“朱张会讲”。这次会讲吸引了大批士子纷纷返归前来听讲，“方其盛也，学徒千余人”，“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14]明清至民国初期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鼎盛时期，一批批日后将深刻影响中国历史的人物从这里走向社会，其中最著名的有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以陶澍、贺长龄、严如煜、魏源为主体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体，咸丰、同治年间出现的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李元度、刘蓉、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为主体的“中兴将相”人才群体，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以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沈荩、黄遵宪为主体的维新变法派人才群体，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出现的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才群体等[9]。余秋雨对此评价说：“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15]
山长是中国古代书院的负责人，也即现代意义上的“院长”。山长一词最早见于《荆湘近事》：“五代蒋维东隐居衡岳，受业者号曰山长。”至宋相沿为习，亦称山主、洞主等。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共有55位。
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16]。此外还有赫曦台、爱晚亭、自卑亭、风雩亭、吹香亭及曲廊水榭假山等园林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展示书院文化博大精深之余，渲染了它闲情逸致的士人风格。在这些建筑中，像爱晚亭，已被公认为中国古代亭台中的经典建筑，莅列四大名亭之中[9]。先后恢复重建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17]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以功能区分，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类别。
宋代曾名“中门”，因江岸建有石牌坊，又名“黉门”，现存大门为清同治七年（1868年）重建。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前立方形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赐书，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为清嘉庆年间山长袁名曜与贡生张中阶合撰而成。门额与对联原物均在抗战期间被日军战机炸毁，现物为1984年根据老照片复制而来。
大门之后即为二门。宋元时此处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在书院左面扩建文庙，礼殿搬迁，此处始改建为二门，抗战时被毁，1984年重建。正上方悬“名山坛席”匾，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背面有“潇湘槐市”匾，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进行教学和举行重大活动的核心场所。自书院创建初始，即有“讲堂五间”。南宋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檐前悬有民国年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书“实事求是”匾。
講堂中央高懸两块鎏金木匾，一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清聖祖御書“学达性天”匾。意在表彰書院對於培育人才的貢獻，亦表明嶽麓書院是以理學作為辦學傳統，在此求學，可達到學問的最高境界。
二为乾隆八年（1743年）清高宗御書“道南正脈”匾。旨在肯定嶽麓書院乃弘揚理學之正宗，象徵嶽麓書院的重要地位。
讲堂墙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讲堂屏壁正面刻有今人周昭仪所书《岳麓书院记》，屏壁背面刻有摹自《南岳志》的麓山全图。
教学斋和半学斋位于讲堂两旁，为昔日师生居所。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北宋始建时就有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书院改制为学堂时所建。“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湘水校经堂位于讲堂左侧，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年）。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湖南巡抚吴荣光于岳麓书院船山祠创办湘水校经堂，并亲题门额。清光绪元年（1875年），湘水校经堂从岳麓书院迁到长沙城南天心阁附近，“湘水校经堂”门额留于明德堂以作纪念。
中国古代书院历来有讲学、藏书、祭祀三大功能。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丁思孔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湖南大学古籍图书馆供教研人员及学生使用。
文庙，原称孔庙，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封孔子（前551-前479）为文宣王，因称孔庙为文宣王庙。岳麓书院文庙，是历代山长宣扬儒教的重要场所，起着崇尚圣人、推崇学统、劝戒规砺、践履识礼的重要作用。文庙对岳麓书院教育有着直接影响，历代都有严格的礼规，要求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遵循圣人的言行行事。每月朔望山长要引领一一朝拜。每年春秋举行两次大的祭典活动，地方长官也得参加，场面极为壮观[9]。文庙位于书院左侧，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是中国规模最大，建筑规格最高的一座书院文庙。岳麓书院初创时期即开始祭祀孔子，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南宋乾道元年（1167年）改为宣圣殿，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改名大成殿，正德二年（1507）迁礼殿于书院左侧，天启四年（1624）重修，正式称为文庙。抗战时期毁于战火，后修复了部分建筑，1980年代修复了大成殿，1990年代修复大成门，2003-2004年设计重建已毁多年的崇圣祠、明伦堂，2005年改造大成殿内部装修，恢复原有旧制。[18]
专祀周敦颐，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始建，祠内悬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
专祀程颢、程颐。四箴是二程根据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发展而成的道德戒律，即视箴、听箴、言箴、动箴。据载书院在宋代时就建有四箴亭，嘉靖九年(1530年)颁御制“敬一箴”于岳麓书院，长沙知府潘镒建敬一亭于文庙大殿后，天启四年(1624年)，长沙推官林正亭重修，改名为“四箴亭”。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迁四箴亭于今址。亭内现存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
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始建专祠于讲堂后，后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布政使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
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建于今址，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
专祀王夫之。祠庙原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创建的湘水校经堂，湘水校经堂搬迁后，辟为船山祠。
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罗典受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上任伊始，因见书院四周空地荒芜杂乱，即进行整治，因地制宜，或修塘插柳，或筑圃栽桃，或依山布桐，或瓷池种荷，引泉出涧，凿沼养鳞等等。几年后，"瓦砾凌乱，草木秽杂"的荒芜之地成了"荷英烂漫、簇锦团花、绿荫夹道"的优雅之地。时人大为赞赏，"同人游息，多以八景标目"，题咏了大量诗词。这八景为: 柳塘烟晓、桃坞烘霞、风荷晚香、桐荫别径、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
岳麓书院的园林具有浓郁的士人气息。它既不同于官府园林的奢华繁复，也不同于私家园林的轻浮俏丽，而是取法于自然，讲求宁静、清幽、雅淡，以利澄心治学，发圣贤玄奥。所布局的景点多有命名，并富含诗境，反映出一种士文化的精神，具有典雅拙朴的格调。[19]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积累了大量的碑匾文物，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主要分布在麓山寺碑亭、讲堂、御书楼壁及复廊、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地。
麓山寺碑亭内竖有麓山寺碑。此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唐碑，也是长沙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由著名书法家李邕于唐开元十八年（730年）亲自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历代许多大书法家都曾前来瞻仰临摹，宋代书法家米芾于元丰三年(1080年)专程前来临习，并刻"襄阳米黻同广惠道人来，元丰庚申元日"16字于碑阴。原刻在麓山寺中，后移至岳麓书院右侧，明知府钱澍建亭护碑。清代嘉庆年间有达官遣吏前来拓取，因不得其法而使名碑碎裂，长沙知府沈廷瑛得知之后，亲赴现场，和沙灰集其残片94字，另嵌碑亭内壁之上。[20]
讲堂檐前悬挂的“实事求是”匾，是民国初期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所撰，为岳麓书院在转制时期的校训，对当时寓居于书院的毛泽东影响很大，后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大厅中央的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康熙帝御赐“学达性天”匾，二为乾隆帝御赐“道南正脉”匾，前者为根据老照片复制的，后者为原物。讲堂两壁嵌“忠、孝、廉、节”四大字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传为朱熹手书。讲堂两边轩廊分立“整、齐、严、肃”四大字石碑，为清乾隆时山长欧阳正焕书，道光时欧阳厚均立。这两组大字碑刻皆为中国古代书法碑刻史所罕见。大厅四壁还嵌有历代山长的“书事齐严肃四字因示请生诸”碑、“岳麓书院学规”碑、“毕沅诗”碑等，均为清代碑刻。
御书楼及复廊内也嵌有的大量碑刻，主要有“朱熹诗碑”、“重修岳麓书院记碑”、“文昌阁祭田契券”、“吴荣光江南述别诗碑”等。其中“朱熹诗碑”所刻的诗是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后与张栻同游南岳，在株洲与张栻告别，张栻作“送元晦尊兄”诗赠朱熹，朱熹以此诗作答。此碑为为清光绪年间巡抚吴大澂所刻，是岳麓书院历史的重要见证。“文昌阁祭田契券”碑系山长袁名曜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勒石嵌立，是岳麓书院租田管理方面的原始资料，对研究岳麓书院教育经费、祭祀经费的来源有重要的作用。
百泉轩园林碑廊建于1992年，刊历代遗碑13块及新制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27块。在历代所遗碑刻中，有明刻“岳麓感旧诗碑”、清刻“道中庸碑”等，尤以“道中庸碑”最为珍贵，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修复道中庸亭时所刻朱熹遗墨。新刻的27 块碑分别为：善化县志载《岳麓书院源流》，宋代王禹偁《潭州岳麓山书院记》、王炎《论清岳麓书院堂长》、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陈傅良《建岳麓书院记》、朱熹《措置岳麓书院牒》、欧阳守道《赠了敬序》，元代吴澄《建岳麓书院记》、《百泉轩记》，明代杨茂元《后重修岳麓书院记》、李东阳《建岳麓书院记》、陈凤梧《岳麓书院志序》、黄衷《岳麓书院祠祀记》、李腾芳《重修岳麓书院碑记》，清代易宗涒《岳麓书院记》、丁思孔《重建岳麓书院记》、毛际可《重修岳麓书院记》、龙骧《重修岳麓书院记》、王文清《四公德政纪略》、欧阳厚均《新建崇圣祠碑记》、罗典《岳麓书院课艺序》、郭嵩焘《重建湘水校经堂记》及 1993年杨慎初教授撰《岳麓书院重修记》。这些碑文反映了岳麓书院的历史沿革，是研究岳麓书院历史发展的重要文本。撰文者中既有著名政治家、地方官员，也有著名文学家和书院山长，他们本身在历史上都有较大的影响，这就更加凸显了碑刻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
楹联，也即对联或对子。它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岳麓书院是集教育、学术、藏书、祭祀于一体的人文胜地，自然与楹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书院的教学推动着楹联的创作，楹联又装点着书院的建筑，宣扬书院的办学宗旨，倡导良好学风，赞美名山胜景。然而因岳麓书院历史上七毁七建，古已有之的楹联也就随着书院建筑的兴毁而沉浮，至今能钩沉的古联原件甚少。岳麓书院现挂的楹联，只有一部分是清代及以前文人的墨迹，其余大多为现代名流的手笔。这些楹联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令人回味无穷。
近世纪湘学与日争光
四海学人向往中
于斯为盛
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