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以中國春秋時代政治家、哲學家管仲命名，其中也记载了管仲死后的事情，并非管仲所著[1]，但仍被认为可以体现管仲的主要思想。文章大概出自深受管仲影响的稷下學派之手。漢朝學者劉向約於公元前26年為《管子》進行編輯[2]。在四庫全書中為子部法家類。
“管子”書名最早見於《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史記》肯定《管子》為管仲之作：“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其书世多有之”。晉朝傅玄開始對《管子》一書的作者產生疑議，他說“管仲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為，輕重諸篇尤鄙俗。”[3]，唐代孔穎達亦稱“世有管子書者，或是後人所錄”。朱熹則表示管仲不是有時間寫書的人。《四庫全書總目》云：「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郭沫若認為《管子》中《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等篇為宋鈃、尹文的著作[4]。
《管子》一書共八十六篇，其中有十篇文已佚。《管子》全书十六万言，內容可分八類：《經言》九篇，《外言》八篇，《內言》七篇，《短語》十七篇，《區言》五篇，《雜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輕重》十六篇。《管子》内容很庞杂[5]，甚至間有牴牾，文章有很强的法家色彩，包括大量具体的治国方术。《管子》对法律的作用分析為：“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但同时也揉合了儒家思想，例如《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又如《管子·霸言》中：“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也有道家思想，例如在〈內業章〉中就有最古老道教修行的記載。《管子》也有經濟學的觀念，《乘马》一章中指出：“市者，可以知治乱，可以知多寡”，“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汉书·艺文志》列入道家类，《隋书·经籍志》改列法家类。
《管子·內業》篇的主題，是如何探求生命之源，以達致長壽。長壽的唯一途徑，是修練人心最深處的清氣，與道合一。〈內業〉秉承氣化宇宙論，相信個人可以從宇宙源源不絕所供給之氣，不斷將新氣引入其生命。「心」不僅是精純之氣的所在，更是智慧的源生地；人必須去除心中的情緒思慮，心才可以容納精氣 [6]:143-144。《管子·心術上》主張修養內心，與「道」合一，說「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借用降神的語言，說明內心的求道得道。「神將入舍」的「神」，不是鬼神，而是內心修養得來的「精神」[6]:195-196。
《管子》向以古奥难懂著稱，唐代房玄龄有注文，一說是尹知章[7]，明代刘绩著有《管子补注》，清代王念孙、陈奂、丁世涵等學者都曾對《管子》一書進行考證工作，洪頤煊著有《管子義證》，戴望著有《管子校正》是管子的集大成著作。
[在维基数据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