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

王充
出生27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三年)
會稽郡上虞縣(浙江省紹興市上虞
逝世約97年(東漢和帝永元九年)
會稽郡上虞縣
国籍漢朝
教育程度太學
知名作品論衡》、《政務》、《養性》
父母王誦(父)
亲属王凡(祖父)
时代東漢
地区中國
学派雜家
主要领域
世俗批判
著名思想
命定論、無鬼論
受影响于
影响于

王充(27年—約97年),字仲任會稽郡上虞縣人(今浙江省紹興市上虞[3]:1,東漢時的士人與思想家。王充年輕時曾到京城洛陽太學學習,學成後多年出任地方州郡縣的屬吏,罷官後致力著述,撰有《論衡》一書傳世,以批評當時虛妄的迷信與偽說。王充相信天地乃由構成,萬物由氣所生,想法接近蓋天說而反駁渾天說。王充提出天道自然無為,無知覺無意志,反對儒家的天人感應說與災異論,治術上主張無為而治。現實政治方面,王充為朝廷歌功頌德,神聖化東漢王朝統治。王充又主張命定論,相信人的吉凶禍福、壽夭、善惡,以至國家的興滅盛衰,都由天命支配,為善或作惡都不能改變命運。宗教方面,王充主張無鬼論,批評「人死為鬼」之說,否定靈魂死後存在。他卻相信世間有各種鬼妖或精靈。王充又批判當時流行的各種風俗禁忌與迷信,反對占卜算命。20世紀學者高度讚揚王充哲學及其《論衡》,稱之為「科學精神」的表現,或是「自然主義」哲學的典範。

生平

王充祖先籍貫原為魏郡元城,因軍功分封到會稽郡陽亭,後來封地盡失,以農耕為生[3]:12。祖父王凡做過商販[4]:268,為躲避仇家,從陽亭遷往錢塘縣,到其父親王誦時又與人結怨,舉家遷往上虞縣。王充出生於上虞縣,一歲時父親王誦去世[3]:12-13。王充自幼聰慧,不喜歡玩耍[5]:343,八歲時入書館讀書,學習《尚書》、《論語》等經典,成績和品行都不錯;大概十七八歲時,到京城洛陽進入太學學習,師事班彪[3]:13。王充貧困而無力買書,就在書店站著讀書,靠背誦而精通百家之言[6]:396。54年左右,王充離開京城[7]:169,學業有成進入仕途,在縣和郡都做過「功曹」,在州做過「從事」(副州刺史)[3]:13、17,屢次與上司意見不合,過著懷才不遇的屬吏生活。86年,王充六十歲時受刺史董勤徵召,先後當上揚州從事及治中(刺史副手)[8]:117,88年六十二歲罷官家居[9]:1267,引退後專心著述,教授弟子,寫作和編輯《論衡》一書[3]:13。撰述期間,窗戶和牆壁都掛滿刀、筆等書寫工具[8]:117。友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漢章帝「特詔公車徵」,王充因老病推辭[3]:13

王充流傳後世的主要著作是《論衡》85篇(闕一篇);此外著有《譏俗》、《節義》12篇,批判當時風俗;《政務》之書議論政治;《養性》之書16篇,講述保養身體的理論和方法,但都沒有流傳下來[4]:269。《論衡》的著作動機是要批評當時虛妄的迷信與偽書[9]:1274,所謂「論衡」即論及各種思想予以比較衡量的意思[6]:396。王充把《論衡》比作《呂氏春秋》、《淮南子》之類,撰成後重新編排書中所有文章的先後次序[3]:20、31

思想

宇宙論

王充認為天地由構成,天地亦會放出氣,「天地合氣,萬物自生」,上天施放陽氣,大地施放陰氣,陰陽二氣互相影響,形成其他種類的氣[3]:216、85。萬物的生成,都由於稟受元氣,氣所凝聚[4]:275。人和動物都是稟氣而成,區別在於稟氣的厚薄。他主張陰陽調和,陰陽調和失控則引起災變[3]:63、118。有關天地的形狀,王充的想法接近蓋天說而反駁渾天說[4]:272-273,認為地是一大平面,天宛如一個大盆蓋在地上,天圓地方,天體帶著日月旋轉,天有六萬(一說八萬)里高,365度一周天[3]:217-218。天地剛分時相距較近,後來就距離遠了[4]:276。太陽在天上一晝夜運行一度,計2000里;月亮一晝夜運行13度,計26000里;天一晝夜運行365度,計73萬里。天由東向西轉,日月則由西向東轉[4]:273。二十八宿猶如日月運轉時停駐的驛站。天象的變化是由天命天道所左右支配,日蝕、月蝕、隕星等都是自然之道[3]:224、135

王充排除了《老子》「」形而上學的意義[10]:549、553,卻繼承道家自然和無為的觀念[4]:280,提出天道自然無為[10]:547,不能知曉人間之事[11]:191,反對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應[10]:547,與儒家的天譴災異說,認為災變並非由於君王的行為造成的[11]:183。天既不譴告人,人亦不能感動天[5]:346。天無口無耳,不能視聽,故天無意志[3]:138,無目的。萬物的生死變化,都是出於自然[9]:1287,自然界中一切生物都互相吞噬[4]:280。天地間一切現象和變化,都是無意識的因緣偶合[9]:1289。鄧紅則指出王充提出祥瑞之說,其實也有天人感應的思想。王充相信主宰萬事萬物的命運,決定人類的生死禍福[3]:142、220;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治亂,亦由天命決定的。天又是道德仁義的終極來源,天上眾星是天官,和地上王者的百官相應[3]:221、223

政治與社會

王充批判天人感應的災異論,卻贊同天人感應的祥瑞說。政治的得失與人君的賢愚,決定符瑞的出現。在聖人的盛世,會出現許多祥瑞吉兆,作為社會安定和平的象徵[3]:19、155、129。王充反對儒家的德治論,否定人主觀努力、君王道德的作用,世間治亂不關乎人君有道無道,而是天命所致。國家興衰、社會安危,和人的命運一樣有生有死,受一種神秘力量支配,與當政者的道德才能、教化或政策都無關[3]:157、78;國家是否安定,人民是否富裕是「國命」(國家的命運),「治有期,亂有時」,都是「天時」、「天命」所定,國家注定有危亂,再賢明的君主也不能挽救。國命非人力可以影響,聖人也無能為力[3]:74、79、96儒家的仁義,法家的刑法,都是庸人自擾,無補於事。茫茫宇宙中並無足以企慕追求的境界,人類歷史不過是一無目的[5]:351、353、無歸宿的治亂循環而已。治術上王充傾向絕對無為[5]:354,認為聖賢無為而治,贊美曹參汲黯的無為之道。聖人有時也講天意,所謂天意其實就是人心,其目的在於教化愚人惡人[4]:281、284

現實政治方面,王充為朝廷歌功頌德,神聖化東漢王朝統治[3]:33、35。他認為歷史是進步的,反對貴古賤今,是古非今[4]:321,贊同「漢高於古」,反對「今不如昔」的歷史觀。三皇五帝、禹湯文武之類聖人的祥瑞,都比漢朝的少,說明他們都不能超越漢朝。孔子如果生活在漢代,也會歌頌漢朝[3]:80、146。王充指摘那些沒有歌頌漢朝的士人是「俗儒」,批評他們忽視當朝的祥瑞,而妄言災變。漢朝正逢盛世,不需要災異來譴責君主[3]:148-149、19。漢朝偉大英明,上比堯舜五德之中漢為土德,功德感應上天,甘露黃龍、鳳凰麒麟都應帝王德政而生[3]:159、163、151。王充認為漢高祖周武王更偉大,其祥瑞也比周武王的多。他批判古代的祥瑞都是不合理或誇大的,只有在漢代出現的祥瑞,才真正象徵盛世。漢朝祥瑞眾多,疆域廣大,勝過周朝,當時漢朝皇帝亦超越周武王之類的聖王[3]:69、180-181。東漢初年的三位皇帝,可與上古明君媲美[7]:170光武帝得天之助,不戰而勝,乃天命所定。王充譴責秦始皇焚書,讚揚漢朝歷代皇帝振興文化,特別褒揚光武帝和漢明帝優待文人,當時漢章帝高價收購古書[3]:162、165

人生

王充主張命定論[3]:40宿命論[5]:344,人的吉凶禍福、壽夭、善惡,以至國家的興滅盛衰,都是由天命支配[11]:216。命中注定不能富貴,則再努力都是徒然,這是王充從自己不得志的官場經驗歸納出的結論[12]:52,他自感官運不濟,哀嘆壽命短暫,人生無常,對自己懷才不遇深感不忿,將萬事萬物的吉凶遭遇歸之於「命」,給予自我安慰[3]:50、19。王充相信命是先天所定的,命運支配人的肉體與社會政治生活,誰也逃不過命運的支配[3]:67、62。他贊同《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的說法[4]:313,人的福祿壽命,能否封王封侯全都在命。例如漢朝衛青能封侯,李廣雖有大功而不能封侯,就是各「自有天命」。人的壽命和身體都是先天稟氣而生,不可以人力改變[3]:68-69。人的肉體和精神,都是先天在母體中稟受氣時就定下來的,「父母施氣時已定吉凶」[3]:76、137。人才能的高下,人性的善惡,命運有貴賤,都取決定先天稟氣;稟受之氣量、質不一,高下善惡貴賤也有所不同。生命的長短,身體的強弱,決定於稟受氣的多少與厚薄。一旦稟氣而定就不可改變[3]:82、126。稟氣充實堅強的人,則健康益年,反之稟自然之氣薄弱的人,則夭折不得天命之年[13]:369。行善不能改變貧賤短壽的命運,作惡亦不必有損富貴長壽的命運[5]:348。像盜跖莊蹻之輩,殺人無道卻以壽終[13]:370

王充相信天命天道沒有規律,出於偶然。一位賢才是否得到社會的承認[3]:65,幸與不幸,都是出於偶然[4]:317。人之命定乃天道之自然,自然規律實非人力所能左右[13]:368。人是渺小的,一舉一動對自然界的影響也很小[4]:285。他引用了《孟子》「揠苗助長」的典故,指出「人為」是不具有效果和意義的,對世界變化所產生的作用微乎其微[10]:550-551。命運無處不在,主宰著萬物。不但人有命運,一切生物亦「莫不有命」。天上星宿有貧富貴賤之分,人類的命運被星宿的貧富貴賤所左右,「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3]:62-64。人在母體中所受之氣來自天體,天體星宿有尊卑,這些星宿散發不同之氣,人稟氣後遂有貴賤之分[13]:371、373。人性論方面,王充主張有人性善,有人性惡,批評董仲舒劉向關於人性的說法[4]:310。人的賢愚操行是先天所定的,與後天的工夫沒有關係。根據人性,人可分為善人、中人、惡人三類,都是先天所定,善人和惡人是後天教育所不能改變的,中人接受感化教育,則可以改變善惡[3]:74、83-84

宗教

王充《論衡》書影

王充承繼桓譚無神論[8]:118,主張無鬼論,批評「人死為鬼」之說[3]:39,否定靈魂死後存在[11]:256,人死猶如火滅,無所謂鬼。見鬼只是人精神錯亂,引起幻覺[4]:291、295。人之生是由於氣之聚,人之死是由於氣之散。人的精神是由精氣即陽氣所構成,身體則是由陰氣所構成[4]:290。天之陽氣生精神,地之陰氣生肉體。氣聚為生,氣散為死。人之死,精氣散滅[3]:122-123、125。生死只不過是氣的形體變化而已,人一死就復歸為氣態。「人死不為鬼,無知,不能害人」,精神依附肉體,人之肉體一滅,精神就不可能獨立存在為鬼[3]:199-200。人的精神又稱為「五常之氣」,寄身於人的五臟,人死而五臟腐朽,五常之氣無寄身之處,人死就不能變成有知之鬼。王充贊同墨子節葬」的主張,卻反對墨子「明鬼」之說[3]:76-77、192

但王充亦相信,在死人之鬼外有著各種的鬼妖,承認有鬼神萬物的精靈及天神地妖,「妖氣」會構成鬼。鬼是各種自然界的魑魅魍魎,在中國域外有「鬼域」[3]:201、206-207。鬼妖由氣變成,陰陽失調之氣形成鬼氣,成為有形之物。陰陽不能調和之氣,陽一方太強,是為有毒的「太陽之氣」,能以人的形狀加害於人,「所謂鬼神,皆太陽之氣為之也」。事物的精氣亦能變鬼,如六畜之精氣、藏在舊房子或草叢中的精氣可以變成鬼妖[3]:205-206、208。老物之精能化為鬼妖,傳說張良下邳遇見老人授予神書,王充認為老人是黃石變成的,授書張良讓他輔佐漢高祖達成統一大業。鬼妖不是人死而變成的,形狀卻與人相似,會預告國家衰亡及個人凶遇,是國亡的符瑞,「國將亡,妖亦見」[3]:49、203、77

王充批判當時流行的各種風俗禁忌,包括疾病、死亡、建造、遷徙、婚嫁等方面的忌諱,也批判厚葬、祭祀、風水等世俗迷信[3]:183、76,批評當時流行對歲神和月神的迷信,指出根本沒有歲神和月神。他譏諷社會習俗中擇日之舉[13]:380-381,批判有關時日的禁忌,例如他認為人生病與風寒濕氣或飲食有關,與搬家時選擇良日沒有關係。王充反對以卜筮為人算命[3]:186、184、45,否定龜甲蓍草具有預言的能力[1]:282。他卻相信命運是可以用骨相術預測的[3]:98,稱讚相士有「知命」的能力。王充批評求神赦免和驅邪儀式是無效的[1]:281、283,卻相信董仲舒以土龍求雨之說[11]:86。他認為求雨祭祀沒有成效,擊鼓不能制止洪水。但一旦有水旱之災,還是應舉行雩祭、社祭,以表示君王關懷天下的恩德[3]:157-158。王充認為求仙是徒勞無功的[5]:349,反駁長生不死之說[4]:293,批判謂人能長生不老、上天入雲的道術,也反對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可以長壽的世俗觀點[3]:69、45

經學

王充站在古文經學的立場,批判今文經學,否定孔子天命而作《春秋》的說法,也否定《公羊傳》、《穀梁傳》所謂「筆削」的說法[4]:323-324。王充懷疑儒家經典,認為五經「多失其實」,指出經過秦朝焚書,五經都殘缺不全,經中也有許多誇張之處[4]:270、288。他排斥讖緯學說及其認為自然現象反映上帝意志的觀點,指出《易緯》中「亡秦者,胡也」的預言是後人偽造的[6]:396。在《論衡.問孔篇》中,王充引用《論語》的不同篇章,表達了他自己的命運觀和對出仕的看法[12]:55、61。對顏淵的早死,孔子哀嘆是「短命」,王充嘲笑孔子不懂得顏淵之死是命中注定,哀嘆可惜是不必要的[3]:70-71。《問孔篇》亦就《論語》中孔子說理不清、易招誤會之處提出質疑[12]:62

文學

王充《論衡》文風生動,表達明晰簡潔[7]:170。他在《論衡》多處用類推法[4]:302、比喻手法進行辯論[12]:54,在語言上保留了當時會稽郡的方言資料[8]:120。《論衡.自紀篇》自傳色彩濃厚,描繪出不隨俗流、傲然獨立的形象,抒發憤世疾俗的心情[14]:22、25。王充批評漢賦的鋪陳,喪失諷喻意義,也批評模倣古文和修辭上的形式主義,特別厭惡虛妄的說教。他尊重直敘主題、內容真實而暢達的文章[8]:120,認為好文章須思考嚴密,說理暢快,通暢易懂,批評經傳一類艱澀難解的文字[12]:68-69

評價

位於上虞的王充墓

在古代,王充的評價毀大於譽[3]:171。漢末蔡邕把《論衡》視作談助的玩物、奇特的論集[8]:120劉知幾批評王充貶低先祖而顯揚自己[14]:25。王充曾批評孔、孟,因此在宋代以後受到非難[8]:118胡應麟批評《論衡》「煩猥瑣屑」,黃震批評其書常前後矛盾[3]:39。《四庫提要》稱王充為「雜家[11]:264黃侃批評王充議論往往破而不立[3]:58。20世紀中國學者則高度讚揚王充哲學及《論衡》一書,稱之為「科學精神」或「科學方法」的表現,或是「自然主義」哲學的典範[3]:23-24、171。如胡適稱《論衡》為「當時科學精神」的表現,「屬於自然主義一派的道家[9]:1273、1276。從1950年代起,大陸學者封王充為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和徹底的無神論者。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運動中,王充受讚譽為「反儒的大法家,反潮流的英雄」[3]:171、14馮友蘭稱讚王充是「兩漢時期最大的無神論者和唯物主義哲學家」[4]:266。日本學者一般認為王充是「理性主義」思想家[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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