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曆，是一種史書體裁，由史官匯集每日的起居注、時政記及各政府部門之資料編排而成，因逐日記事，故名「日曆」。日曆保存了歷史事實較原始的面貌，亦是後世修史的素材。
日曆之名始於唐代。順宗朝的宰相韋執誼因見一般史官皆根據私人紀錄在家修史，褒貶不一，見解易流於褊狹，個人色彩十分濃厚，但是資料卻多不全，遂建議應該讓史官各自撰寫日曆，不但記載國家大事，也記載名人的私事，到了月底再集中於史館，共同討論日曆得失，議定後歸檔。[1]
宋代建置日曆所，由著作郎、著作佐郎掌修，編修日曆成為正式制度，規定所有政府部門每天都要提供資料給日曆所，史官彙整資料後再依序編排，為日後編修實錄的根據。因宋人如此勤於編修日曆，以致於宋代保存了異常豐富的史料。[2]
繼北宋之後，金朝著作局亦命著作郎、著作佐郎編修日曆，元以後各朝不再編修。[3]
編年類
- 《唐天祐二年日曆》一卷已亡佚
- 《宋高宗日曆》一千卷已亡佚
- 《孝宗日曆》二千卷已亡佚
- 《光宗日曆》三百卷已亡佚
- 《寧宗日曆》五百一十卷，重修五百卷已亡佚
- 《理宗日曆》二百九十二冊，又一百八十冊已亡佚
- 《顯德日曆》一卷已亡佚
- 《汪伯彥建炎中興日曆》一卷已亡佚
別史類
傳記類
小說類
參見
參考文獻
注釋
- ^ 《唐會要·卷六十三·史館上》：「貞元元年九月，監修國史、宰臣韋執誼奏：『伏以皇王大典，實存簡冊，施于千載，傳述不輕。竊見自頃已來，史臣所有修撰，皆于私家紀錄，其本不在館中。褒貶之間，恐傷獨見，編紀之際，或慮遺文。從前已來，有此乖闕。自今已後，伏望令修撰官，各撰日曆，凡至月終，即於館中都會，詳定是非，使置姓名，共同封鏁。除已成實錄撰進宣下者，其餘見修日曆，並不得私家置本，仍請永為常式。』從之。」；又《資治通鑒·卷二百三十六·順宗永貞元年九月》胡三省注：「葉伯益曰：『唐永貞初，韋執誼奏：「脩撰私家紀錄非是，望令各撰日曆，月終館中撰定。」從之，此日曆之所起也。』」
- ^ 《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徐一夔傳》：「近世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撰日曆。日曆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意。至於起居注之說，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諸司必關白。如詔誥則三省 必書，兵機邊務則樞司必報，百官之進退，刑賞之予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啟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無不隨日以錄。猶患其出於吏牘，或有訛失。故歐陽修奏請宰相監修者，於歲終檢點修撰官日所錄事，有失職者罰之。如此，則日曆不至訛失，他時會要之修取於此，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也。」
- ^ 同上，「元朝則不然，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真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