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本的历史价格方面,福音书的文体类型对于理解作者的意图至关重要。新约圣经学者格雷厄姆·斯坦顿(Graham Stanton)说:“福音书现在被广泛地认为是广义上的古代文学的传记类型[22]”,查尔斯·塔尔伯特(Charles H. Talbert)同意福音书应该与希腊罗马传记归为一类,但他补充说,这样的传记包含着一种神话元素,因此对观福音书同样包含着神话元素[3]。桑德斯(E.P. Sanders)说,“这些福音书写作的目的带着美化耶稣的意图,因此严格来说在本质上不属于传记[1]。”在英格丽德·麦施和安东·沃格特尔给卡尔·拉纳所写的神学术语百科全书中,认为福音书主要是一个神学而非历史作品[23]。埃拉斯莫·莱瓦·梅里卡基斯指出,“因此,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福音的类型不是纯粹是‘历史’类型;但也不是神话、童话或传说类型,事实上,‘福音书’自身包括了所有这些类型,这在古代世界文学中是极为新颖的。”有些评论家认为,基督教不是建立在一个历史人物身上,而是建立在一个神话的制造上[24]。这个观点认为,耶稣是一个被称为奥西里斯-狄俄尼索斯(Osiris-Dionysus)的泛希腊邪教的犹太表达,这种观点认为耶稣不具有历史性,而只是一个用于教导的工具。
学者倾向于认为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在类型上更接近“纯粹的”历史[25],尽管他们也承认“这不是说路加比现代历史学家更可靠,而是说他总是对事件进行严肃的事实记载。”新约学者詹姆斯·邓恩(James D.G. Dunn)相信,“基督教教会中最早的传承者更多是一个保存者而不是一个创新者⋯⋯,他试图传播、重述、解释、阐释、详析,而不是创造⋯⋯。我认为,通过分析对观传传统的主体作品,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进入耶稣的教导和事工,因为它从传播过程一开始(这个过程通常在复活节前已经开始)已经被记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耶稣身边的人的眼睛和耳朵直接了解耶稣的事工和教导 ”[26]。然而,Durham英国圣公会前主教、大学教授大卫·詹金斯( David Jenkins)说,“这绝对不可能!新约中任何重要事情都是绝对不确定的。”
批判性的学者已经制定了许多标准来评估福音中见证的事件和说法的概率和历史真实性。这些标准可适用于福音书,从而帮助学者重构历史中的耶稣。“差异性标准”(criterion of dissimilarity)认为,在耶稣的时代,如果一个说法或行动不同于、相反于犹太教或早期教会,那么它可以肯定为一个耶稣的真实说法或行动[27][28]。一个普遍引用的例子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对摩西律法有争议的重新诠释,或彼得决定允许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进入教派。“尴尬标准”认为,福音书的作者没有理由发明尴尬的事件,如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或信徒在耶稣被捕后逃离的事件,而这些细节却包含在福音书中,因此它们是真实的[29]。巴特·埃尔曼(Bart Ehrma)使用“差异性标准”来判断耶稣被施洗约翰施洗的可靠性,指出“很难想象基督徒发明耶稣受洗的故事,因为这可能意味着耶稣低于约翰”[30]。
马太福音最有可能写在安提阿,那时是罗马叙利亚或北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大多数学者认为,马太福音从马可福音中引用了大量的资料,并从Q档案中增加了很多耶稣的教导[65]。虽然马太福音将这些材料(例如登山宝训)汇编起来,但很多资料可以回溯到历史中耶稣。根据E. P. Sanders,关于婴儿期耶稣的叙述是一种发明[66]。马太福音叙述了耶稣的事工只限于犹太人,虽然后来复活后的耶稣委托门徒向全世界传道。盖扎·凡尔梅(Geza Vermes)判断耶稣的事奉是专为犹太人而设的,而向所有国家宣布福音的命令是早期基督徒发展出来的一个话题。
在《新约的文本》(The Text Of The New Testament)中,Kurt Aland和Barbara Aland比较了在希腊新约的七个主要版本(Tischendorf,Westcott-Hort,von Soden,Vogels,Merk,Bover和Nestle-Aland)每页的没有变体的节总数和每页的变体数(不包括正字学上错误),结论是它们在62.9%或4999/7947是一致的。他们总结说:“因此,在我们所审查的希腊新约的七个版本中,除了正字学的细节(如,名字的拼写)外,约三分之二的文本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没有算进七个版本中的某节有一个字不相同地方……。在福音书、使徒行传和启示录中,相同的地方较少,而在使徒书信中相同的成分则大得多”。马太福音中所达到的总体一致性是60%(1071节中有642节),马可福音所达到的总体一致性是45%(678节中有306节),路加福音中达到的总体一致性是57%(1151节中有658节),在约翰福音中所达到的总体一致性是52%(869节中有450节)[93]。几乎所有这些变体都很小,大多数是拼写或语法错误。几乎所有都可以解释为某种无意的抄写错误,如视力差。很少有变体在学者之间引起争论;很少带有争议的变体具有什么神学重要性。现代圣经翻译反映了这种学术共识:在翻译中,遇到有争议的变体时通常会在翻译中注明[87]。关于新约稳定性的定量研究将早期手稿与后期手稿(直到中世纪的拜占庭手稿)进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段时间内文本具有超过90%的稳定性[94]。
内部一致性
诸如雷蒙德·布朗(Raymond Brown)的作者指出,福音书在各个重要方面和重要细节上彼此矛盾[95]。W. D. Davies和E. P. Sanders说:“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关于耶稣早年生活上,传道者是无知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并尽其所能以谣言、一厢情愿或假设来解释[96]。”
耶稣诞生的记载
现代学者,如E. P. Sanders,Geza Vermes和Marcus Borg认为这两个耶稣叙述都是非历史的,它们之间存在矛盾[97][98][99]。而另一方面,圣经学者马可·罗伯茨(Mark D. Roberts)力图建立一种对耶稣诞生的统一认识,认为任何矛盾都可以和解[100]。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历史性的讨论是次要的,因为福音主要是神学文献而不是历史记载[101][102][103][104]。在马太福音1章1-17節和路加福音3章23-38節中对耶稣诞生的记载给出了耶稣的家谱,但是两个记载中的名字,甚至世代的数量也是不同的。一些学者认为这个差异是两个不同谱系导致的:马太福音从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一直列举到约瑟的父亲雅各,而路加福音从大卫王的另一个儿子拿单(Nathan)列举到玛丽的父亲、约瑟的岳父希里(Heli)。然而,Geza Vermes认为路加没有提到玛丽,并质疑在犹太人环境中一个母系家谱有什么作用[105]。费拉尔·芬顿(Ferrar Fenton)把整本圣经翻译成现代英语的版本之一,省略了路加的家谱,把它放在翻译结束时的一个注释中。他的原因是:路加的家谱与旧约系谱不一致,删除这个家谱后,福音将读得更通顺。芬顿认为这是对原来福音的美化。
耶稣诞生的日期
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都确定耶稣诞生在大希律王的统治时期,大希律王死于公元前4年[106]:770。然而,路加福音记载耶稣在大希律王死后十年出生,在历史学家约瑟夫斯记载的公元六年居里尼乌斯户口登记( census of Quirinius)期间[107]。Raymond E. Brown指出,“绝大多数批判性学者承认路加福音在这个问题上是混乱和错误的[108]。”一些保守的基督教圣经学者和释经家仍然认为这两种说法可以调和[109][110],路加福音的文本可以理解为“在居里尼乌斯任叙利亚总督之前的户口登记”,Tertullian认为,Saturninus统治的整个罗马世界进行了一系列的户口登记[111][112][113]。Geza Vermes认为这些解经方法都是“解经杂技”[114]。
犹大之死
Raymond E. Brown认为,有关加略人犹大的死有一个明显的矛盾:“路加在使徒行传1:18中对犹大死亡的描述与马太福音27:3-10的描述几乎不可调和[115]。”在《马太福音》27章3-8节中,犹大交回他出卖耶稣而收受的赃款,在上吊前将钱丢在圣殿。圣殿的祭司不愿将不洁净的钱放回库中[116],而是用它来买了窑户的一块地,用来埋葬外乡人。在使徒行传1:18中,犹大使用收受的贿赂自己买地,他的死因是在这个地中跌倒受伤。其他学者认为这个看似矛盾的叙事是可以调和的[117][118]。
外部来源
除了福音书内部的和文本的可靠性外,外部来源也可以用来评估历史可靠性。在1世纪末和2世纪初,在四位主要非基督教作家的作品中有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段落,这些作家是约瑟夫斯、塔西陀、苏埃托尼乌斯和小普林尼。其中,约瑟夫斯的著作记载了施洗约翰,耶稣的兄弟雅各和耶稣,它是研究耶稣历史性学者最感兴趣的作品。塔西陀在写于大约115年的《编年史》中提到了Christus,但没有太多历史细节(见英文词条:Tacitus on Jesus)。在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中晦涩地提到了一个名为Chrestus的领袖。(据Suetonius第25章,这发生在罗马皇帝Claudius统治,期约公元50年间),“持续的干扰……是在Chrestus的唆使下发生的”。这在使徒行传中提到:“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克劳迪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 此外,许多新约的段落误引了希伯来的Tanakh[119]。还有一个重要的预言似乎完全由马太福音的作者虚构出来的,没有任何来源。
新约篇目的作者有时引用信条,这些信条显然早于他们的著作。学者认为,这些信条可能出现在耶稣死后的几年内,并在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团体内发展起来[123]。虽然它们嵌入新约的文本,但这些信条是早期基督教的一个独特的文献来源。哥林多前书15:3-4[124]说:“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包含了一个在保罗之前的基督教信条的来源[125]。许多圣经学者认为信条是在耶稣死后不到十年中出现的,源于耶路撒冷使徒的团体[126]。关于这个信条,Campenhausen写道:“这个说法满足了文本历史可靠性的所有要求[127]。”而A. M. Hunter说,“这段经文保留了早期独特的和可证实的见证,它符合历史可靠性的所所有要求”[128]。其他先于文本日期的相关的信条[129]是约翰一书4:2:[130]:“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131][132]、“你要记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133],罗马书1:3-4[134]“: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135],提摩太前书3:16[136]:“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是一个早期的信经赞美诗[137]。
Julius Africanus在大约221年写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提到了历史学家Thallus。他写道:“Thallus在他的History第三书中将这个黑暗说成是太阳日食。(在我看来是没有理由的)”[138]。人们不知道Thallus生活在什么时候,或他的History一书是否提到钉十字架。Lucian是一位2世纪的罗马讽刺作家,他写道:“你知道,基督徒直到今天仍旧崇拜一个人——这位尊敬的人带来的新仪式:钉十字架……你看,这些被误导的生灵开始深信他们的灵魂是永生的,这解释了一些蔑视死亡和自愿自我奉献的做法,这在他们中是如此常见;然后,他们的主告诉他们,他们都是兄弟,从那时开始他们皈依了基督教,拒绝希腊的神,并崇拜被钉十字架的圣人,遵守他的律法”[139]。在大约公元180年,Celsus写了一本反对基督教的书,现在只有通过Origen对此书的反驳我们才知道此书的存在。Celsus显然指责耶稣是一个魔术师和一个巫师[140],并被说耶稣“只是人”[141]。F. F. Bruce指出,Celsus在诋毁耶稣时,试图解释他的神迹,而不是声称神迹从未发生过[142]。
塔西陀在大约116年的《编年史》中提到基督教和“Christus”,大多数学者将这视为对耶稣的提及。在描述尼禄在罗马大火之后对这个群体的迫害(约公元64年),他写道:“尼禄急于找出纵火者,极端地迫害民众称为基督徒的让人厌恶的团体。基督教的名字来源于Christus,在Tiberius统治时期,他在我们检察官之一彼拉多的手下遭受极端的惩罚。基督教也是一种最顽固的迷信,它被镇压了一阵,但再次爆发了,不仅在犹大(这是最初的邪恶发源地),甚至在罗马”[151]。有人建议这是一个基督教内插,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段经文是由塔西陀写成的[152]。R. E. Van Voorst指出,后来的基督徒将不可能插入“这种对基督教的蔑视言论”[153][154]。苏埃托尼乌斯(约69-140年)在他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中写道,在皇帝Claudius统治时,在罗马的犹太社区爆发了骚乱。他说:“由于犹太人在Chrestus的唆使下不断骚乱,他[Claudius]将他们[犹太人]赶出罗马”[155]。这事件在使徒行传18:2中被提到。Chrestus一词也出现在一些后来用于指称耶稣的文本中,Robert Graves[156]等人[157]认为它是“基督”一词拼写的变体,或至少是一个合理的拼写错误。
塔木德是在公元200年至公元500年期间由犹太学者编辑的一系列宗教文献,用Yeshu一词指代“耶稣”这个名字。在塔木德提到耶稣的这些地方可追溯到2世纪。一处重要的地方涉及到名为Yeshu和他的门徒被审判和处决[159],它写道:“在逾越节前夕,他们吊死了Yeshu,传令员提前四十天宣称:‘[Yeshu]因为从事巫术,引诱和迷惑以色列人,他将要接受石刑....但没有人为他免罪,他们在逾越节的前夕将他吊死”[160]。这些早期提到耶稣的可能文献并没有太多独立于福音的历史信息,但它们反映了耶稣这个人物的历史画面,他有自己的门徒,并在逾越节期间被当作犯罪者处死。F. F. Bruce 指出,在试图诋毁耶稣时,这段经文试图解释他的神迹而不是认为神迹没有发生过[142]。在这些段落写作的时段,Mara(一个叙利亚斯多葛)被罗马人监禁,他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究竟为了什么好处让犹太人谋杀了他们的智慧之王?我们看到,从那时起他们的王国离他们越加遥远了。因为,出于公义,上帝作出了惩罚……犹太人被带到荒凉之地,被赶出他们的王国,在每片土地上被驱逐[161]。”有些学者认为,这描述了耶路撒冷的沦陷,是神对犹太人杀害了耶稣的惩罚。死海卷轴是1世纪或更早的著作,显示了耶稣时代某些犹太人的语言和习俗[162]。根据亨利·查德维克(Henry Chadwick),类似语言和观点的出现在新约和死海卷轴中,这有力地表明了新约描述了1世纪时期的事件,而不是后来的产物[163][164]。
Richard Bauckham认为,从迦百农渔夫的角度去看马可福音的地形会发现它是相当准确的[61]。Thomas Howe审视了路加对保罗海上之旅的描述,包括路加提到的三十二个国家、五十四个城市和九个岛屿,并表明他找不到任何错误[169]。然而,Mark Allan Powell认为,路加对巴勒斯坦地理学的认识似乎不够充分,因此这个杰出的学者说“耶稣的路线不能在地图上重建,而且,路加也没有一幅地图”[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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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uthenticity of Mark 16:9–20 A detailed defense of Mark 16:9–20, featuring replicas of portions of Codex Vaticanus and Codex Sinaiticus and a list of early patristic ev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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