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儀英 博士，MBE ，JP （Dr. Ma Yi-ying ，1909年12月23日—1974年2月7日），香港 基督教 女 教育家 ，1947年至1949年任廣州真光中學 校長，1949年至1973年任九龍真光中學 創校校長。
馬儀英早年在香港和廣州接受教育，後來前往美國 深造，先後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她畢生從事教育工作，除擔任九龍真光中學校長外，也是多間教會學校校董，亦曾獲香港政府 委任為教育委員會 委員和中文中學會考委員會 委員。在1964年，她獲港府委任為教育報告書工作委員會委員，就《馬殊及森遜報告書 》的建議作出研究和檢討。工作委員會復於1965年1月發表報告，促成港府在同年4月發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書》，對港府教育政策的方針起一定影響。
馬儀英是虔誠的基督徒 ，曾為中華基督教會 和合一堂 等擔任教會事工。
馬儀英祖籍廣東 台山 ，[ 1] 香港 ，自幼不良於行。[ 2] 基督教 教會營辦的英華女學校 和廣州真光女子中學 。[ 3] [ 4] [ 2] 廣州嶺南大學 ，主修教育，並在1929年獲學士學位畢業。[ 2]
大學畢業後，馬儀英旋即返回母校 廣州真光任教，1935年調往香港，在新成立於堅道 的真光小學 出任校務主任，協助小學校長曹何玉瑛 處理行政事務。[ 2] [ 4] 美國 深造，於麻省 史密斯學院 修讀教育，獲文學碩士 學位，嗣後又在紐約協和神學院 考獲宗教學 碩士。[ 3] [ 4]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馬儀英在加州大學 深入研究教育議題，於1945年發表題為「Effects of Attendance at Chinese Language Schools upon San Francisco Children 」（《三藩市 兒童就讀中文學校的效果》）的博士論文，[ 5] 哲學博士 學位以及榮譽金鑰匙獎。[ 3] 中國文化 和中文的認識也較深。[ 5]
馬儀英獲博士學位後，仍留在美國任教大學。[ 3] 日本 戰敗投降後，她在1946年返回中國 ，起初在嶺南大學任教，1947年6月第二度返回母校，出任廣州真光校長。[ 6] 廣州 ，學校被迫遷至香港，而1941年香港淪陷 後，學校一度停辦，後來在1942年於粵北 連縣 的三江圩 復校，1943年和1945年再先後遷往曲江縣 和連縣雙喜山 ，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廣州真光才於10月遷回白鶴洞 舊址復課。[ 6]
九龍真光中學位於九龍塘 真光里的校址 可是，馬儀英出任校長後不久，受物價飛漲和國民政府 發行的銀圓券 貶值拖累，學校學費和雜費被迫以白米 計算。[ 6] 國民黨 與共產黨 在二戰結束後不久，即爆發第二次國共內戰 ，國民黨節節敗退，而中國大陸 大有落入共產黨之勢，馬儀英為逃避共產黨，在1949年秋天帶同員生遷校香港，並選定九龍塘 窩打老道 115號為校址，向港府教育司署 註冊將學校名為九龍真光中學 ，由她出任創校校長。[ 6] [ 2] [ 3]
馬儀英創立九龍真光之時，香港真光小學早已在1946年復課，並由該校校長何中中博士 於1947年改名為香港真光中學 。由於香港真光中學位於香港島 ，而九龍真光處於對岸，因此在二戰後初年，香港島和九龍 各有一所真光中學，兩者亦繼續互有聯繫。至於廣州真光位於白鶴洞的校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立國和進駐廣州後，即於1949年被市文教局接管，不再具教會背景，該校後來改稱「廣州市第二十二中學」，至1984年復名「廣州市真光中學」，但不再是女子中學。[ 6]
九龍真光創校後，兼辦中小學和幼稚園，校舍不敷應用。在1955年，港督 葛量洪爵士 到訪參觀，答應撥地另建中學校舍，促成九龍真光中學在1960年遷到九龍塘根德道 附近的新址，新校舍前方道路獲港府命名為真光里 ，而窩打老道舊址則全部用作小學部和幼稚園校舍。[ 2]
九龍真光作為一所中文中學，馬儀英在校內推行母語教學 ，但也重視學生的英語 水平，特別聘請外籍教師教授英語。[ 2] 英文中學 ，但九龍真光維持其教學方針，繼續以中文作為主要教學語言。另一方面，她還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和社會工作，從而培養學生品行。[ 2] 香港大會堂 公演《長恨歌 》一劇，由學生參演和製作。[ 2] 柏立基爵士 在1963年參觀九龍真光時，亦對學校教學予以讚賞和肯定。[ 2]
馬儀英畢生從事教育工作，除了擔任九龍真光中學校長外，也是香港真光中學和協和書院 等多家教會學校校董。[ 3] 香港教師會 主席，[ 7] 崇基學院 院務委員會委員。[ 7] 香港中文大學 成員書院後，她曾出任崇基學院校董。[ 1] 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 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社會福利行政會暨委員會委員；[ 1] 九龍婦女福利會 ，並擔任1955年至1956年度的執行委員。[ 7]
香港政府 曾委任馬儀英為港府教育委員會 委員及中文中學會考委員會 委員。[ 3] [ 1] 馬殊及森遜委員會 （Marsh-Sampson Commission），對香港的教育需要展開全面研究。該委員會在同年10月發表稱之為《馬殊及森遜報告書》（Marsh-Sampson Report ）的教育委員會報告書後，港督柏立基爵士又在1964年1月委任一個教育報告書工作委員會，對《馬殊及森遜報告書》的建議作出深入研究和檢討。[ 8] 教育司 任主席，而馬儀英隨利銘澤 和鄧律敦治 等人一同獲委任為委員。[ 8]
工作委員會在1965年1月向繼任港督戴麟趾爵士 提交《工作委員會報告書》，對《馬殊及森遜報告書》多項建議予以支持，促使港府在1965年4月發表《香港教育政策白皮書》，建議讓百分之80兒童可以入讀由政府資助的小學，及使約百分之15的小學畢業生能升讀官立中學、資助中學及若干選定的私立中學。[ 8] [ 9]
馬儀英也是虔誠的基督徒 ，擔任過中華基督教會 香港區執行委員會委員、九龍巴富街 合一堂 執事及基督教兒童福利會董事。[ 1] [ 3]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女童工藝組執行委員，[ 7] 基督教 教會在中國大陸 的發展。[ 7] 太平紳士 ；在1962年元旦 授勳名單中，馬儀英復獲英廷頒賜MBE勳銜 。[ 7]
馬儀英在1973年8月退休，卸下前後24年的九龍真光校長職務，[ 3] 李惠廉 接任。為答謝馬儀英多年來在任校長的貢獻，校友會特別在當年6月舉行歡讌大會。[ 10] 油麻地 創辦真光女書院 ，以慶祝真光創校百周年，並任真光女書院創校校董之一。[ 11] [ 3]
可是，馬儀英多年專注工作，積勞成疾，卸任校長僅數月後，於1974年2月7日下午病逝於九龍伊利沙伯醫院 ，終年64歲。[ 12] [ 3] 九龍殯儀館 舉行，而安息禮拜於2月10日在九龍合一堂舉行。[ 12] 薄扶林基督教墳場 安葬。[ 12]
主要經歷
廣州真光女子中學教師（1929年－1935年）
香港真光小學校務主任（1935年－1937年）
留美深造（1937年－1945年）
於美國大學任教（1945年－1946年）
任教於廣州嶺南大學（1946年－1947年）
廣州真光女子中學校長（1947年6月－1949年10月）
九龍真光中學校長（1949年－1973年8月）
香港教師會主席（1958年－1960年）
教育報告書工作委員會委員（1964年－1965年）
真光女書院校董（1973年－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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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真光女子中學的變遷〉，《芳村文史第一輯》，廣州：荔灣區政協，造訪於2011年3月13日。網頁 Archive.is 的存檔 ，存档日期2012-11-27
〈初探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薄扶林道墳場(三) （页面存档备份 ，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Soldier 的世界》，2015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