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派的背景與歷史可上溯到1968年的德国六八学运,當1967年6月3日一名學生本诺·欧内索格被警察槍殺時,為一重要關鍵點:政府當局為封閉此消息,使當時緊張的情況激烈化。1970年三月,SDS自行解散,两个月后,联邦德国政府对因参与APO运动而遭逮捕的学生实行了大赦,同时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彻底瓦解了主要由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参与的APO运动。APO运动的残余分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比较倾向无政府主义,组建了“六月二日运动(英语:2 June Movement)”组织,而另一部分倾向于更严肃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理论,并受到新左派哲学的影响,从这部分人中诞生了红军派。六二运动在其整个存在时期一直是红军派的盟友,它最终在八十年代与红军派合并。
1971年5月左右,出现了两份据说是红军派制作的文件:《关于西欧武装斗争》(Regarding the Armed Struggle in West Europe)与《城市游击队概念》(The Urban Guerilla Concept)。前一个是由霍斯特·马勒一个人在监狱中写的,没有其他成员参与协商,并且很快被红军派否定了;第二个是红军派的正式理论文件,在1971年的“五一”游行中由红军派的支持者发放,上面印有一颗红星和一把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城市游击队概念》大量借鉴了APO运动中的经验与他们所见的新左派的弱点,试图回答人们关于红军派的一些问题,同时批评无政府主义圈子和西德大量的K小组(德语:K-Gruppe),作为一份行动纲领的同时,也是一份对武装斗争的号召。第一代红军派的第二份正式的理论文件是1972年4月发表的《为人民服务:城市游击队与阶级斗争》(Serve the People: The Urban Guerilla and Class Struggle)。红军派试图对上一年的事件进行分析,包括左派内部和整个西德内部的情况。他们花了很多笔墨分析1971年化工业工人不成功的斗争(彼时德国的化工业正因为利润率下降向落后国家转移资本,同时压低本国工人工资,导致国内爆发了化工业罢工),以及合法左派在联邦德国内部对阶级压迫的失败回应。在这两份以及一份不久后将发表的重要理论文件中,红军派一直尝试着将发生在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帝国主义核心大都市的学生、工人造反运动联系起来[6]。
1972年红军派以炸彈攻擊,來反對美國軍隊整置及及國家整置,此年內的五次炸彈攻擊共有4人死亡及30人受傷;五月十一日突擊隊員佩特拉·舍尔姆(Petra Schelm)將炸彈放於Foyer des Terrace俱樂部中,美軍中尉保罗·A·布卢姆奎斯特(Paul A. Bloomquist)被炸死、以及13人受傷;基本上於該年六月,第一代的核心人物皆被逮捕。为了瓦解西德激进分子的斗争意志,政府在监狱中对红军派的成员试验了多种酷刑,包括感官剥夺、彻底隔离、停止供给饮水,在囚犯绝食抗议时强制给食,不给囚犯提供必需医疗致其死亡等。这些刑罚试验成了很多现代酷刑的原型,被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采取用来镇压异见分子[6][7]。
1972年秋天慕尼黑惨案发生后,第一代红军派成员在监狱中起草了《慕尼黑“黑色九月”行动:关于反帝国主义斗争的战略》(The Black September Action in Munich: Regarding the Strategy for Anti-Imperialist Struggle),此文件在西德政府对霍斯特·马勒的第二次红军派审判中得到公开。同年十一月,它作为红军派的第三份主要出版物,被外面的支持者以杂志的形式发行。在这份文件中,红军派重新审视了反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和第一世界革命的阶级基础,愤怒地批评了贬低武装斗争的西德合法左派,表达了对“黑色九月”组织和巴勒斯坦解放斗争的热烈声援[6]。马勒曾对“黑色九月”在慕尼黑的行动评价过:“‘黑色九月’游击队唯一可以指责的错误是,他们没有把内政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作为人质。”[8]
1975年四月二十四日發生了斯德哥爾摩人質挾持事件,红军派“霍尔格·迈恩斯突击队”的六名成员佔領了部份位於斯德哥爾摩西德大使館,並要求釋放被逮捕的红军派狱中成员,謀殺了兩名联邦德国外交人員後,整起人質挾持事件以血腥悲劇收場,因為RAF突击队以炸彈袭击整棟建築物做為要脅,但炸药意外被引爆。红军派成员乌尔里希·韦塞尔(Ulrich Wessel)与联邦德国机动特遣队(Mobiles Einsatz Kommando,MEK)对抗时手雷从手中滑落爆炸而当场死亡,重伤的西格弗里德·豪斯纳(Siegfried Hausner)将另一位突击队员贝恩特·罗斯纳(Bernd Rössner)救出了被警察包围的大楼,但幸存的所有突击队成员最终都被逮捕。严重烧伤住院未愈的豪斯纳被德国政府从瑞典强行转移到施塔姆海姆监狱,却在那里不久后死亡。
德勒斯登銀行理事會發言人于尔根·蓬托(Jürgen Ponto),於1977年七月三十日遭到殺害,红军派成员苏珊·阿尔布雷希特(Susanne Albrecht)私下認識這名銀行家,因此來到他的私人住宅,並與布丽吉特·蒙豪普特等其他團員一同出現在他的別墅,將他綁架並殺害。該年的九月至十月為德國地下左翼组织活动的最高峰——德意志之秋:九月五日,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英语:Confederation of German Employers' Associations)(BDA)會長汉斯·马丁·施莱尔(曾是SS下级突击队领袖,战后经三年关押被盟军释放;在1960年代对西德工人抗议采取强硬态度)在科隆遭到綁架,並有四名隨扈人員被射殺,會長於四十三天後被殺害,而綁架者疑似受被監禁的第一代團員所鼓勵;同年十月,聯邦通訊限制法規定:儘可能地不要讓受刑人與其辯護人有任何對話,而這是針對红军派犯人所制訂的規定。
^Committee to End the Marion Lockdown, “The People’s Tribunal to Expose the Crimes of the Control Units”; Dr. Mutulu Shakur et al., “Genocide Waged Against the Black Nation Through Behavior Modification/Orchestrated by Counterinsurgency and Low-Intensity Warfare in the U.S. Penal System.” Both reprinted in Matt Meyer, ed. Let Freedom Ring: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from the Movements to Free U.S. Political Prisoners (Montreal/Oakland: Kersplebedebpm Press, 2008.) Also: Russell Maroon Shoatz, Death by Regulation: Pennsylvania Control Unit Abuses (Montreal: Kersplebedeb 2008).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Baader-Meinhof lawyer praises guerillas,” European Stars and Stripes, October 10, 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