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李維畢業，開始為期兩年的海上實習。期間李維曾派駐辛辛那提號防護巡洋艦及旧金山号防护巡洋舰，憑藉優異表現，在1896年調往新近服役的俄勒岡號戰艦，任助理引擎工程師，並在同年結婚。1897年初緬因號戰艦於哈瓦那爆炸沉沒，美西戰爭爆發，李維所屬的俄勒岡號繞道南美洲，由東太平洋調往大西洋，並封鎖古巴的聖地牙哥。7月3日西班牙艦隊離港試圖突破封鎖，聖地牙哥海戰（Battle of Santiago de Cuba）爆發。由於俄勒岡號之航速為當時美國封鎖艦隊之冠，且其引擎運作得宜，使之成為美軍戰勝之關鍵。戰後李維獲推薦為美國總統遊艇的引擎軍官。[2]
艦炮軍官與駐外武官
1926年9月，李維（左）與海軍航空署署長威廉·莫斐德（右）在蘭利號航空母艦觀看飛行作業。中央背向鏡頭者可能是蘭利號副艦長約翰·陶爾士（John H. Towers）。在美國海軍史上，李維奠定了航空戰術基石，並率先宣揚航空母艦特遣艦隊編制；莫斐德則在威廉·米切爾引起的軍種競爭中為海軍保住航空部隊，建立了基本的航空行政架構，並在軍費緊縮的背景下爭取充足資源。這使兩人同被譽為「美國海軍航空兵」之父。至於陶爾士則是美國海軍最早的飛行員，是海軍飛行員公推的領袖，二戰後任太平洋艦隊總司令。
康服後，李維調到新服役的奇爾沙治號戰艦見習，並在艦炮演習上表現出眾。同年李維完成水面軍官考核，調往華盛頓海軍工廠，負責海軍艦炮製作及改良。其時海軍上尉威廉·西姆斯（William S. Sims）正鼓吹引進英國皇家海軍之艦炮技藝，同時採用新式無畏艦設計，以改進美西戰爭中海軍之差劣表現，並與美國海軍部、海軍武備署及海軍航海署的將官激烈爭持。期間海軍多次於華盛頓海軍工廠進行艦炮測試與改良，此股技藝改進風潮對李維有極大影響。[4]
1902年，李維升任上尉，調回三藩市號任艦炮長官。此時西姆斯獲老羅斯福賞識，終於可一展所長，並將多年的艦炮改良經驗集結成書，獲海軍派發至艦隊作為指引。李維在指引基礎上加以發揮，使三藩市號在1904年於埃及阿布基爾灣外的艦炮演練名列前茅。當三藩市號緊接加入遠東的亞洲艦隊後，李維便因功調往旗艦威斯康辛號戰艦。1905年威斯康辛號在1905年的艦隊艦炮射擊比賽大勝，使李維獲新任亞洲艦隊總司令查理斯·德倫（Charles F. Train）注目，而將其調任艦隊參謀。同年李維隨同德倫調到新服役的俄亥俄號戰艦，繼續負責艦炮改良事宜。1906年李維更為海軍研發出第一套火控系統。[5]
李維就讀戰爭學院之時，正值學院改革風氣大盛。西姆斯中將在指揮歐洲戰事後，連續兩屆出任戰爭學院院長，期間大力鼓吹海軍組織及戰術改革，宣稱戰列艦的主力地位必將被飛機所取代。西姆斯雖因年邁及各種爭議而在1922年退役，但新任戰爭學院院長克勞倫·威廉斯（Clarence S. Williams）及戰術系系主任夏里士·朗寧（Harris Laning），均對航空戰術持開放態度，並時常於學院內舉行研習演練。此股開放風氣不但對李維有極大影響，更使他的艦炮改良經驗得以發揚。其時朗寧正以日德蘭海戰為基礎，研究英美艦隊對抗時航空母艦及潛艇的角色，以及其戰術運用方法。在一次模擬戰爭中，扮演美國艦隊司令的李維決定優先奪取制空權，在雙方戰列艦相遇前，先集中飛機轟炸英國艦隊的航空母艦。演習美軍雖未能完全制空，但李維的航空調配卻是戰勝的關鍵，使他大為朗寧讚賞。當朗寧在1924年調遷時，剛畢業的李維便獲選接任戰術系系主任一職，繼續探究航空部隊於傳統炮戰中的角色及應用方法。年日過去，李維深信航空兵將為未來海戰之關鍵，決心投身航空事業，在1925年主動申請調遷，並獲航海署負責人員調動的威廉·李海（李維於俄勒崗號之艦友）及海軍航空署署長威廉·莫斐德（William A. Moffett）支持。[8]
由於1926年的第6號艦隊解難演習在即，李維渴望向海軍展示航空兵的潛力，故此不斷挑戰飛行員的極限，用盡各種方法增加蘭利號載機量，同時加快飛機起降所需時間。李維本人更經常在艦橋的梯間親自指揮飛機起降，並向艦長下達加速轉向命令，且樂於接受他人意見，使他深為飛行員信服。當2月演習舉行時，蘭利號已可一次派出16架飛機，並在演習中「轟炸」巴拿馬運河水閘，立下先聲。到1926年中，李維與蘭利號艦長約翰·陶爾士（John H. Towers）及其他飛行員，已開發出一套系統性的航母運用方法，包括將飛行甲板用作飛機停泊及預熱位置、飛機起飛後即時右轉，使後方飛機可即時起飛、飛機小隊降落前在母艦後方保持盤旋陣形，加快降落效率、甲板勤務人員按職分工，並以不同顏色上衣以示分別、飛機降落後先推往甲板前方停泊，直到全數降落後才推回後方補油，或降回機庫維修。這些方法到21世紀仍為美國以至其他國家航母所使用。[12]
1926年中，李維獲得美國艦隊總司令查爾斯·休斯同意，將戰鬥艦隊所有飛機聚集到聖地牙哥的北島航空站作夏季特訓，輪調其他小隊到蘭利號作海上訓練，並繼續向艦上飛行員（包括時任蘭利號航空軍官馬克·密茲契及小隊指揮官傑拉德·波根）軟硬兼施。此等措施以及同年10月海軍少校法蘭·威納（Frank D. Wagner）開發的改良俯衝轟炸技術，再加上1926年至1928年各次大小演習，構築了美國全甲板攻擊的戰術雛形；至於莫斐德則全力負責航空兵的行政事務，為李維的航空部隊爭取來之不易的經費、維修零件、人員替補以及展現戰術的機會。兩人在職務上雖難免有所衝突，卻能一直保持友好互助關係，令美國海軍航空兵在內在外均能邁步發展。這使兩人最終同被譽為「美國海軍航空之父」。1927年李維曾短暫離職，隨同美國海軍高層參與日內瓦裁軍會議，並在會議期間獲擢升為少將，成為第二位投身航空兵的將官人物。1928年，李維隨同蘭利號參與第8號艦隊解難演習，此時蘭利號的載機量已提升至36架之多。[13]
李維的仕途最終隨著小羅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國總統而有轉機。其時普瑞特即將離任軍令部長，向羅斯福大力舉薦李維，既可善用其才，亦可定下航空軍官再作晉升之路。同年5月小羅斯福任命李維為戰鬥部隊戰列艦指揮官（Commander, Battleship, Battle Force）及美國艦隊戰列艦司令（Commander, Battleship, U.S. Fleet），在6月上任，使李維一躍而為中將。7月1日李維再晉升為戰鬥部隊司令，身兼戰鬥部隊三項要職。到1934年，在軍令部長威廉·史坦利（William H. Standley）及航海署署長李海推薦下，李維升任為美國艦隊總司令，官至上將。[16]
在此期間，李維參與了橘色戰爭計畫的制訂。就在他正式就任戰鬥部隊司令當日，時任美國艦隊總司令的大衛·西勒（David F. Sellers），將軍令部於1932年提出的「速攻」戰略制成行動藍圖，交由李維負責各艘軍艦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的動員與調配。但「速攻」戰略在1934年時早已備受海軍各方質疑，連軍令部內亦有異議聲音。假若日本向美國正式宣戰，美國艦隊難以在短時間內集結兩洋軍艦，然後避過日佔南洋群島的偵察，解決遠洋航行的補給需要，最後增援被日本圍攻的菲律賓，或與日本海軍決戰。此消彼長下，1920年代的「保守」戰略方案起死回生，指海軍必須以跳島戰術方式，在中太平洋建立反攻基地，然後再與日本艦隊決戰，最後在海上封鎖日本，迫使其投降；菲律賓在戰爭初段幾乎肯定會遭日本奪去。[17]
另一方面，李維於任內亦捲入了海軍內部改制的衝突。普瑞特於1931年推行的改制，原意是要將美國艦隊架構從馬漢的簡單集結，改為以艦種為本的分工編組，並強化「美國艦隊」在架構上的指揮權及行政權力。但艦種為本的指揮架構，意味著航空母艦可以特遣艦隊形式編組，在戰術指揮上與水面軍艦平起平坐，甚至反過來指揮水面軍艦。李維一直鼓吹航母與戰列艦分開編組，以免航母容易遭敵軍發現，減低艦隊喪失制空權的風險。然而海軍長久以來，均憂慮航母軍官有否資歷、能力與經驗指揮水面艦艇。此股質疑造成的阻力，使1931年改制未有提升航空司令一職為中將。史坦利出任軍令部長後，在艦隊改制上的立場傾向保守，且認為美國艦隊總司令不向軍令部長負責，會造成海軍決策上的權力分散，銳意將其權責收回軍令部。這使李維與史坦利兩人經常意見相左，而互為角力。史坦利多次以軍令部之權力干預艦隊的訓練事宜，並試圖將官署的物資調配權力收歸軍令部，最後僅在羅斯福的阻止下才未有成事。至於李維則在1935年離任前夕反擊，向艦隊所有少將或以上將官徵集艦隊改制意見，以編製普瑞特提倡的艦種為本指揮架構，更聲言要完全廢除「戰鬥部隊」及「偵察部隊」此一過時馬漢集結艦隊產物。然而海軍事務委員會未及解決此事，兩人俱於1936年退役離任。[19]軍令部長與美國艦隊的權責衝突，最終要到1942年金恩同時身兼兩職才告解決，而航母為本的特遣艦隊架構，則在1941年以另一形式實現：當年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哈斯本·金梅爾（Husband E. Kimmel），將列星頓號編入已沒有戰列艦的偵察部隊，使其變相成為航母特遣艦隊。[20]
Miller, Edward S., War Plan Orange: The U.S. Strategy to Defeat Japan, 1897-1945,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1 （英语）
Nofi, Albert A., To train the fleet for war: the U.S. Navy fleet problems, 1923-1940, Annapolis, Maryland: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10, ISBN 978-1-884733-69-7（英语）
Wildenberg, Thomas, All the Factors of Victory: Admiral Joseph Mason Reeves and the Origins of Carrier Airpower, Washington, D.C.: Potomac Books, Inc., 2003, ISBN 1-57488-486-7（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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